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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怎样“重读摄政王”  

2015-11-15 22:0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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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天,刘大胜先生送来一部书稿《重读摄政王》,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

大胜兄为本所在读博士生,好学深思,读书很多,时常到我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半天。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也一直鼓励他在保证写好学位论文前提下,写点自己有兴趣、有心得的东西,以与同好分享。这部《重读摄政王》,就是其系列写作中的一种。

摄政王载沣生于1883年,1951年去世。历经大清、民国、共和国,但其最风光,也是最难受的时间段只在清末那几年,尤其是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直至清朝终结那三年。在过去很多年,说到摄政王载沣,不免要将清亡的责任归罪于他,大胜兄的这本书并不简单这样看。

大胜全面描述了载沣的历史,评述了载沣的性格、学识、境界、贡献及其缺失。文字优美,行文流畅,非常好读。我对摄政王载沣的全面历史缺少研究,比较感兴趣的只在清末那一段。

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载沣上位属于机缘,并不表明他的智慧、能力可以掌控复杂的中国。确实,载沣生长于王府大院,其智慧、能力不可能超过其兄长光绪帝。但是,也必须承认,载沣确实为晚清第一个出洋游历的宗室要员,这个特殊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是他在清最后十年脱颖而出的关键。当然,也必须注意,载沣的见解也会反过来影响他的哥哥,以及慈禧太后。

载沣真正步入政治舞台,在欧游几年后,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宪政改革是满洲政治统治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重要节点。宪政的实现意味着满洲人的“私天下”必然变为“公天下”,满洲人怎样才能在公天下背景下利益不受损,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宪政改革引发政治危机,是那几年中国政治的焦点。载沣等一批满洲青年才俊在这个时候相继加入政治改革进程,应该说合乎历史发展大势,是势之必然。

假如载沣在军机大臣位置上能有更多历练,相信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积累,性格也会有很大改变,更随和,更沉稳。历史没有办法假设,历史更没有办法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载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过两年,转正军机不过几个月,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帝、慈禧太后在19081114日、15日前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相继去世,载沣匆忙中成为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监国摄政王。

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扑朔迷离,许多传闻在疑似之间,但仔细考究许多传闻又很难成立。这段时间,是中国新闻纸的发轫期,又因为政治改革,言论空间释放,特别是因为帝制架构依然存在,宫中的故事真相并不能及时全部向社会公开。朝廷或许认为没有秘密可言,清者自清,因而对于那些满天飞的传言并不刻意纠正。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仅不会让“谣言止于智者”,反而因智者的添油加醋让谣言更像真实。因此,研究晚清那个特殊时间段的历史,特别要注意区分正史、野史、传闻,就像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没有办法用微博、微信上的传闻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一样。

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的时候,满打满算二十九岁。他的搭档隆裕太后四十岁,小皇帝宣统三岁。其权力组合,很像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恭亲王奕?配对的“叔嫂组合”。那一年,恭亲王奕?也是二十九岁,慈禧太后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四岁,小皇帝同治五岁。隆裕太后的年龄比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当年年长十几岁,而且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光绪帝身边见习了二十年。

摄政王与隆裕太后的组合,是一个并不太坏的权力组合,在那时的政治格局下,也是一个大致无可挑剔的组合,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是保证皇权万世一系的唯一办法了。

而且,就大清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看,光绪帝、慈禧太后经过近十年维新、新政、宪政摸索,一路上磕磕绊绊,总算在这一年827日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确定了宪政改革路线图、时间表。慈禧太后、光绪帝留给摄政王、隆裕太后的,就是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只要不出重大意外,再有几年时间,大清完成了宪政改革,实行了责任政府,爱新觉罗家族就可以像宪政改革之初所期待的那样:皇权永固,万世一系。

可惜的是,摄政王载沣接手之后,情形有变。按照帝国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重组天经地义,势之必然,一批老臣、重臣诸如端方、岑春煊、袁世凯相继退出政坛。如果不带偏见去理解,这实际上是为年龄尚轻的摄政王扫除组建新班底的障碍。

或许摄政王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失误,于是伴随着这些事变,传闻越来越多,一个最惊人的看法,是光绪帝弥留之际曾给载沣一个郑重其事的委托,让他寻机干掉袁世凯,以报戊戌年所谓“告密”之仇。

大胜在这本书中也写到这件事,说载沣召见御史赵炳麟,赵郑重建议宣布光绪帝诛杀袁世凯的手诏,明正其罪,以靖内奸,任命康梁等人为顾问,实行宪政,收揽人心。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但其效果确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断侵蚀着摄政王的政治权威。

真正让摄政王陷入万劫不复政治深渊的还是一年后的国会请愿运动。大胜这本书也对这些故事有细致的梳理。现在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好的“九年立宪”为什么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不久生变,“有计划的政治”为什么转眼间不再认账?

对于国会请愿运动,实事求是说,摄政王还是给了一些善意回应,作出巨大让步,但是不久,当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出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约束了。摄政王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继续让步,比如及时解散第一届责任内阁,及时废除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或许可以平息各地的动荡,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一定对政治统治构成极大的信誉危机。

局势相激相荡终于因武昌新军哗变而破局。稍后,滦州兵谏,摄政王在各方压力下,一方面宣布接受加快宪政改革步伐,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改组内阁,授权袁世凯组阁;另一方面见机行事,宣布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以便袁世凯协助隆裕太后从头来收拾旧河山。

对于载沣这几年的作为,特别是最后的辞位之举,见仁见智,各有说辞。不过我比较欣赏、认同大胜在这本书中的看法:

载沣最大的功绩,就是和隆裕太后一起避免了国家的再次内战,以一个王朝的退出换来了勉强的五族共和。后人多叹惜于载沣的平和,甚至平庸,其实这完全是内战思维的反应。载沣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识和国家观念,没有在最终关头,强硬地领导王公贵族们负隅顽抗。谁又能说这不是最优秀的政治品质,谁又能说这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中国几十年的内战,已经使得人们习惯了征伐,甚至宣扬着崇拜着渴望着暴力美学,这恰恰是一种引向民族悲剧的思维。

我在一些地方说过,历史学可能并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历史学不仅需要史料,而且需要同情、理解和想象,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设身处地。我们没有办法起历史人物于九泉之下问清虚实,但我们可以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前提下,拥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胸怀,至少不能用阴谋论去猜测古人。就此而言,我觉得大胜这本《重读摄政王》值得推荐。是为序。

                马勇,2014113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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