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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新权威主义不合乎中国:以袁世凯为例   

2014-08-21 13:16: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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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人物。当中国处在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时期,袁世凯确实一度起到过桥梁、纽带作用,与其他领袖一起引领中国平稳过渡,既有效避免了欧洲政治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血腥与残酷,避免了战争与混乱,相对平和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本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政治家,本可以成为他曾期待成为的“中国华盛顿”,然而由于一念之差,由于传统帝王观念、威权主义、英雄主义深刻影响,由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竟然与世界潮流逆行,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他原本可以辉煌灿烂的一生顿然失色,原本可以名垂青史的美谥立马变为遗臭万年。这是袁世凯个人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的重大遗憾。<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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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赋闲三年的袁世凯重出江湖,南北议和,清廷退位,民国建立,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现代化出现重大转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排除了清廷这个政治上的保守势力,一定会大踏步前进。<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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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年,他对民主共和的理解当然相当有限,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说,他此时只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他并没有像孙中山、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那样,将民主共和作为一种原则,他虽然具有一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但他毕竟来自传统营垒,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不过,也正像孙中山<span

lang=EN-US>1912年很多时候推崇袁世凯所说,正是袁世凯这种新旧杂拌特征,使袁世凯具有他人所不具有的优势:有肩膀有担当,头脑亦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思想很新,做事又能有旧手腕,新旧并用,故而在当时最合乎中国政治需要,因为那时的中国全新全旧,均不合时宜。<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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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杂拌的袁世凯合乎当时中国需要,新旧两派都对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给予相当支持。在民国元年、二年,孙中山不止一次劝说革命党人,以为政治上的革命已经结束,此后中国应集中精力于社会革命、经济发展。<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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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信任是真诚的,但由于还有许多人对袁世凯可能会溢出民主轨道心怀疑虑,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在结束前还是通过了一个《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人事任免案等,都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方才生效,希望从制度层面约束袁世凯的行动,防止袁世凯脱离民主共和轨道,走向个人独裁。<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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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对于革命党人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来说,具有非常浓厚的象征意义,因为尽管这个法律可能还有种种不完善,但革命党人依然将之视为中华民国存在的象征。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孙中山既然对《临时约法》有点不满,却又在后来起而拥护的根本原因。<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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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孙中山、革命党人这个心态,袁世凯似乎有所觉察有所同情,特别是南方革命党人在建都问题上作出根本让步后,更使袁世凯觉得必须承诺遵守《临时约法》,否则就有点儿太对不住革命党人的信任了。<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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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带后来的偏见,或者说从善意去解读的话,应该承认袁世凯在接任后基本上遵守了自己的政治承诺,他的言行虽然并不一定能使南方革命党人全部满意,但毕竟还说得过去,他确实在信守自己的诺言,即或《临时约法》的规定有什么不便,袁世凯依然期望在民主共和框架内解决,因为他知道这个《临时约法》毕竟只是个“临时”约法,按照规定在十个月内就要召集国会制定正式宪法,届时可以根据实践一并解决。所以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年,尽管出现一些风波,但南方革命党人对他并没有多少怨言,孙中山甚至还一再为袁世凯开脱,以为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于民国的意思,劝告国民万不可对袁世凯心存猜疑,妄肆攻讦<span

style='font-family:仿宋'>(《与某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13页)。<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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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难为之处主要就是《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权限的规定。根据这个约法,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负责内外,但由于孙中山动议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成为一种荣誉性虚职。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内阁能与总统保持一致,国会也尽量与政府达成共识,问题或许不大。然而,由于民主共和制度初行于中国,经验不足,因此在民国元年所发生的总统府与内阁的冲突、政府与国会的冲突,在很多时候都不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是一种政党偏见、私人成见,是一种典型的权利冲突。<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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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冲突影响了政府效率,于是从政府效能立场上,激进的主张取消国会、内阁,由大总统便宜行事。特别是鉴于列强觊觎中国,瓜分危机再次降临。许多有识之士建议重构国家权力系统,化解危机。章太炎呼吁,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议院与政府一再扯皮,已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益,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此民族危机紧要关头,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关,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span

style='font-family:仿宋'>(《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远庸遗著》第二册第72页。)这种主张虽然不免有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的嫌疑,不过这个建议确实描绘了民国初年中国政治上的混乱、尴尬。<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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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整体利益说,《临时约法》确实束缚了大总统手脚,使政府政策往往难以有效贯彻。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当然自有大总统袁世凯知道,但在约法依然还是约法时,袁世凯并没有想着越过这个约法另起炉灶,溢出民主共和框架便宜行事。<span

style='font-family:仿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册第49页。)<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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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苦闷得到了很多同情,好在《临时约法》毕竟是临时的,规定一年左右召集正式国会,一切都有修正的机会。于是当正式国会召集不久,国会便修改先制宪后选总统的既定程序,实行先选总统后制宪的办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国会的这个修正就是对袁世凯大总统第一年苦闷、烦恼的善意回应。既使袁世凯有了正式大总统名义对内对外,又为袁世凯拥有公布宪法、法律的特别权力。按理说,袁世凯对国会的善意回应应该满足,政府对国会也应给予应有尊重与理解,然而袁世凯,或袁世凯那些部下太不争气了,在民主体制下竟然唆使什么“公民团”去围攻国会,这就使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有了升级可能性。<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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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世凯毕竟来自帝制时代,他不可能完全按照民主共和的理念和原则行事,尤其是宋教仁被杀事件发生结束后,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大为削弱,袁世凯不是去反省怎样保持议会中平衡,怎样为反对派提供一个公平的反对平台,而是利用时机,扩展势力,向专制、独裁道路迈进。<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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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原则,确实不是民主共和的唯一形式,不是不可以讨论,也不是不可以修改。国会在制定正式宪法时充分考虑过去一段时间的政治实践,考虑中国政治现实、文化传统,恢复总统制,也不是什么太难的或根本不可能的事。事实上,<span

lang=EN-US>1913年10月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span

style='font-family:仿宋'>(又被称为《天坛宪法草案》)就对这些问题作了新的规定,相当多地扩展了大总统的权限,袁世凯应该对此感到欣慰、满足。<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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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世凯对这个宪法草案并不满意,他在提交给国会的修宪法案中竟然要求国会最大限度扩大总统权限,使大总统在事实上能做到政务统一,从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内对外。<span

style='font-family:仿宋'>(《袁大总统文牍类编》第29页,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span

lang=EN-US>1929年。)

袁世凯的这个要求并没有获得国会积极响应,而是被置之不理。依据共和政治原则,袁世凯的选择应是继续向国会提出,等候国会裁决。只是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国会与袁世凯的总统府都没有按照共和常规去处理。从国会方面看,将总统议案置于勿庸讨论的地步,并在此后多次拒绝听取总统府方面的陈述,未免过了,也缺少法律依据,无视《临时约法》中大总统所享有的咨询权。这不仅无法实现国会用《临时约法》约束总统的效果,而且过于牵制,反而使袁世凯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绝足而驰,逸出常轨。”<span

style='font-family:仿宋'>(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span

lang=EN-US>249页。)

强势的袁世凯在与国会沟通中遇到了困难,于是他不再有耐心向国会申诉,转而以大总统身份向各省行政长官通电,呼吁各省对宪法草案进行公开讨论,逐条研究,显然逼迫各省军政长官站队表态。<span

style='font-family:仿宋'>(《东方杂志》第10卷第6号,<span

lang=EN-US>1913年12月1日。)<span

lang=EN-US>

各省军政长官多为帝制时代的官僚,他们或对民主共和素无好感,或因各省议会掣肘行政而早已心怀不满,袁世凯的呼吁使他们有了一次发泄机会,于是他们在条陈电复中迎合袁世凯的意见,主张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及《天坛宪法草案》。<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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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他接着遵从各省行政长官呼吁的理由,打着挽救国家危亡,减轻国民痛苦的幌子,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致使此后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召集,制定新宪法的事情由此陷入停顿。<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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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总统后制宪,总统选出来了,新宪法的制定却因此陷入了困境。袁世凯当然知道在民主共和体制下不能没有咨询机关,于是他在下令解散国会时,又下令召集了一个“政治会议”,期望以这样指定性的小组作为特别时期的咨询机关,并期待以此发挥议会功能。袁世凯“便宜从事”的做法固然有效率方面的考量及正当性,但是毫无疑问,由于政治会议在民国初年政治架构中缺乏正当性、合法性,这个机构除了对袁世凯随声附和,为袁世凯的一些所谓改革措施、施政措施背书,根本无法像议会那样监督政府、制定法律。<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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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危机或许不是袁世凯单方面原因,但作为大总统,袁世凯无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如果知道适可而止,知道民主共和体制下议会的重要性,或许他就应该像民国元年那样忍声吞气依法治国,接受议会监督、质询、管控。然而,袁世凯毕竟来自威权时代,他的经历、经验,都让他相信效率第一,规则第二,因此他那点“有限的共和主义”早已被议会内外各种各样的不同声音扰乱,袁世凯在以特别小组政治会议取代议会功能后,就只能在个人专权道路上越走越远。<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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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一色的政治会议成了袁世凯的御用机关,民国大总统和过去的皇帝越来越没有多大区别,袁世凯的任何议案都能在政治会议顺利通过,中央政府行政效率提高了,但民主共和的意思却越来越少了。这个特殊的、非常态的形式如果能够适可而止,至少袁世凯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非常手段,然后创造条件尽早召集正式国会,那么人们对袁世凯的政治独裁或许还能理解,还能期待。无奈,统治者的人性弱点就是对独裁、专权、效率特别眷恋,有特别自负,袁世凯不仅无意结束这个特殊时期,而且利用政治会议召集约法会议,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中华民国约法》,表面上看这个约法解决了中央政府权威流失问题,实际上是加强个人独裁,几乎彻底毁弃了民主共和原则。<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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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约法被称为“袁记约法”,由此可知个人独裁倾向已无法遏止。根据这个约法,责任内阁完全废除,大总统俨然就是皇帝,辅助大总统的是国务卿,国务卿不再独自处理国务,而只是大总统的一个方面的执行长;袁世凯准备成立的参议院也只是一种装饰,担负着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的功能,但其实只是大总统的御用机关,只能批准大总统的动议,无权否决大总统,更不要说监督、纠察了。还有一条更厉害的是,这个约法对大总统的产生、任期没有任何规定,以比较含糊的语言暗示大总统可以不计较任期,可以跨界,甚至可以终身制。<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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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情理解角度说,袁世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将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做法,或许有其必要性。问题是当此民国初建,大总统就变成了皇帝,国民怎样想,革命党人怎样想?大家忙碌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是由爱新觉罗家族变成袁氏江山?<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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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做法不管有多少合理性,其后果都严重加剧了社会对民主共和的疑虑,迎合了旧势力对旧体制的期待,许多旧派人物很快想到,既然共和国的总统可以不管任期,可以终身,哪又与帝制有什么区别?而且,由于帝制更强调皇权至上性、神圣性,强调血统的纯净与纯洁,因此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帝制复辟或许更有助于政府权威重建。<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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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袁世凯此时心情说,似乎还没有帝制自为的迫切需要。他不仅向他的心服冯国璋等人反复陈说自己并没有变更国体的想法,因为从事实层面说,他对大总统目前享有的权力已经满足了,不必要再事更张了;再从私心说,袁世凯表示对自己的几个孩子缺少信心,他们不可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大任。且自古君主传国不过数世,子孙后代没有享受过多少好处,往往受不测之祸<span

style='font-family:仿宋'>(《申报》1915年7月<span

lang=EN-US>9日)。袁世凯的这些话,过去许多研究者以为不可信,以为袁世凯太过狡诈,甚至连自己的亲信心腹都信不过。现在想想,这个猜测或许还可商量,假如袁世凯此时真有称帝的想法,他一定会在亲信心腹中散布,他不可能绕开冯国璋这样的心腹大将独自行事。<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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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走上帝制自为道路还是在与冯国璋、梁启超等人此次谈话后一段时间,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形可能有许多方面原因,比如筹安会的活动,比如古德诺、有贺长雄的鼓吹,比如伪造的国际舆论、编造的国内舆论,但是说到底还是精明一世的袁世凯住到红墙里面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生活。假如他还能像过去那样与幕僚、师友无拘无束地闲谈,还能通过各种方式与社会保持密切接触,相信袁世凯不至于走上这条自我毁灭的路。<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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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历史无法假设。当这些假如都变成了事实,原本在心中就有专制帝王,有个秦皇汉武朱元璋的袁世凯,终于把持不住自己,终于放弃了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走上帝制自为不归路。<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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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袁世凯还算有羞愧、良知,守住了人伦底线。当袁世凯发现中国人并非他先前所知道的那样支持重建威权主义,重建帝制,更不支持胡作非为时,袁世凯还能及时刹车,及时宣布废止一切规复帝制的准备。袁世凯之所以急火攻心,突然病逝,在一定程度上说,他还保持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应有的良知、反省、知耻与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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