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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对中国的影响  

2014-07-03 08:37: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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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对中国的影响被低估了

作者:李北辰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4-07-02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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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今,一百年过去,没人会轻易否认“一战”在世界历史当中的地位。然而,当提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或者一战对于中国的影响,则非常容易陷入某种语焉不详。

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在中华民国成立三年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的中国也被卷入这场战争。如今,一百年过去,没人会轻易否认“一战”在世界历史当中的地位。然而,当提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或者一战对于中国的影响,则非常容易陷入某种语焉不详。在一篇文章中,哈佛大学中国近代史专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甚至如此写道:“尽管我们可以广泛阅读有关一战的著作,仍可能无法得知中国参与其中的事实。”

关于一战与中国的历史,似乎已被拆分成了一些碎片:譬如,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梁启超与巴黎和会,当然还有十几万名几乎已被历史遗忘的在西方的中国劳工……从这些碎片出发,《华夏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试图还原“一战与中国”这一历史课题以本来面目。

在不少人眼中,中国与一战的距离已非常遥远,然而在马勇看来,“过去(历史研究)没有注意到一战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中的重要影响,没有将这个事件纳入中国史的环节。中国当然不是一战重要的一方,但却引发了中国后来的一系列变动,二十世纪甚至直至今日的中国,实际上都还在消化一战的遗产。”

在回答“一战对中国的影响”这一问题时,马勇则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利弊兼有,正面的是唤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负面的是过分唤醒了民族主义,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路至此发生了极大分歧。”

中国错过了最佳时机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当时中国是否错过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佳时机?

马勇:中国确实错过了参加“一战”的最佳时机。当一战爆发时,中国与德国的关系相当不错,与德国敌对的诸国也不错,就是因为不错,使中国无法选择,这一点很像1904年的日俄战争时那样,犹豫不决,不知是应该对德宣战,还是站在德国一边。犹豫中,就让日本占了先机。从当时的情形看,不论德国,还是中国的外交官,都有人提出托管的建议,让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中国托管。对于这样的方案,中国政府也不敢直接接受,错过了与德国直接交涉山东权益的机会。中国是在1917年参战的,这个行动如果提前至1914年一战爆发时执行,只要比日本参战早一天,历史就得改写。就没有后来的山东问题,没有五四运动。

《华夏时报》: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

马勇:“二十一条”就其本质而言,是日本对德宣战,获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后,找山东权益最原始的主人中国政府“确权”。所谓“山东权益”,就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之后在山东的投资,中国在与德国的协定中,确实让渡了许多方便德国投资、经营的权益。现在,日本、英国打败了在山东的德国,山东权益事实上已经转到了日本手里。但是日本这样的“近代国家”不会满足于事实上的占有,而是需要一纸文书,这就是“二十一条”的由来。袁世凯的中国政府没有抓住时机从德国手里索回山东权益,现在日本人要找中国确权,中国政府理所当然不会顺利接受。而且,日本人在这个时候太肆无忌惮了,没有顾及中国人的感情,在“二十一条”中增加了许多不属于此次山东行动获取的权益,比如南满铁路、蒙古、满洲权益等,这都不属于德国原先的权益。委屈的袁世凯政府借题发挥,抓住日本人的漏洞大做文章,将日本不愿扩散的秘密外交扩散出去,使被动的中国终于赢回一点主动,经过二十多次谈判,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方案作了极大修正,这就是后来的“民四条约”。“民四条约”较“二十一条”有了极大改善,尽管也存在问题。

段祺瑞与梁启超

《华夏时报》:你如何评价段祺瑞在中国参加一战中的作用?其作用是否被低估了?

马勇:段祺瑞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被遗忘、被忽视、被妖魔化的政治家,他的贡献、正面影响不下于袁世凯,是非常值得重估的历史人物。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政府内部一直有一个积极参战的力量,段祺瑞是其中主要的人物。但是,由于民国初年政治混乱,制度设计也有很大问题,参战的事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无法实行。直至袁世凯去世,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三造共和”,1917年8月14日,迅即对德宣战,在大战结束的最后时刻,为中国赢得了通往巴黎和会的门票,为中国非常侥幸地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地位,为后来的外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华夏时报》:1919年,梁启超以私人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你如何评价梁启超在此次事件中的外交角色?

马勇:梁启超巴黎之行意义重大,是中国历史后来转向的一个关键点,如果没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悲情渲染,中国不会那么快对西方失望,对科学失望,对中国文化寄予无限深情,让儒家文明重新获得了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梁启超此次的主旨是民间外交,是以民间身份监督政府,监督代表团,声援代表团。他在那些日子向国内发回无数的消息,极大推动了国人对巴黎和会的关注,唤醒了国人,引发了后来的五四运动。这是成功的一面,值得铭记。不过,也有一点值得注意,梁启超发回来的一些消息也有不实和夸大之处,特别是梁启超具有自己的政治派别,对外交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因而他的消息并不是纯粹的消息,而是有观点,有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

《华夏时报》:谈及中国与一战的历史话题,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当时的“以工代兵”之举,你怎么看?

马勇:“以工代兵”是中国政府没有成功参战时的权宜之计,这些非武装的中国农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贡献了生命与热血,为后来的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是非常值得铭记的。但是,如果今天重新评估这个举措,必须说此举是不人道的,国家养军队不能外战,只能内战,遇到这样的外战,反而让非武装的农民去冒险,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荒唐事吗?那时的中国,不是弱与强的问题,而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共识,互相扯皮,一场战争总共只有四年,中国人用在参战还是不参战上的争论竟然有三年多。幸亏中国还有那么多优秀的智囊想出“以工代兵”的主意,不然,即便中国1917年对德宣战,也不会有进入战场的机会了。

一战对中国影响利弊兼有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一战的课题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是否被低估了?

马勇:是的。还是应该加强对一战的研究,尤其是一战与中国政治转型、现代化转型的研究。这方面可做的事很多,中国在一战后对西方的失望,对公理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自由资本主义不太满意,都很值得从政治史、思想史上重新检讨。

《华夏时报》:国内在研究“中国与一战”课题时的误区是什么?

马勇:过去没有注意一战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中的重要影响,没有将这个事件纳入中国史的环节中讨论。中国当然不是一战的重要一方,但一战引发了中国后来一系列变动。二十世纪甚至直至今天的中国,实际上都还在消化一战的遗产,比如中国的共产主义。这就是一战带给中国的西方最新事物。至于一战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望,重回传统,从儒家中寻找出路,也是因为一战。所以,未来还应该就中国与一战课题加强研究。

《华夏时报》:如果要总结的话,你个人如何理解一战对中国的影响?

马勇: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利弊兼有,正面的是唤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负面的是过分唤醒了民族主义,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路至此发生极大分歧,中国不再埋头学习西方(欧美)和东方(日本),而是加入了一个北方(苏联)的因素——列宁和苏联。中国的历史从此走向另外一条路,这条路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可能还有待于观察,毕竟今天的中国依然在这条路上走,尽管又有许多修正。历史研究说到底就是“盲人摸象”,一战距今不过百年,许多面相我们还不可能认识清楚。历史常说常新,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人们对一战的解释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重构一个完整的大象,而不是每人只看到了大象的一只腿或那只突出的大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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