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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让世界进入中国  

2013-10-20 11:26:00|  分类: 工业革命,近代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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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几千年农业文明即便没有长时间引领世界,至少在东亚这块广袤土地上让一个庞大族群生息繁衍,一代又一代。中国传统的问题并不在古典,假如没有西方文明东来,中国文明必将长此终古,历史终结。

错失第一季

说实话,中国文明从黄河一隅走来,并没有偏见或一定之规。中国文明的伟大,就在于不断吸纳周边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假如不是中国文明接纳了“四夷”,中国文明至今可能还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国文明以包容心胸“以夏化夷”,以主流文明吸纳周边文明,不断重建自己的文明体系,扩大了中国文明的政治边疆。即便到了秦汉帝国形成,在两千年帝制时代,中国文明与周边文明密切互动,相互影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印度佛教东来。

佛教传入中土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中土士人已知道西域、天竺等地佛教存在,并模糊预感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在士人心目中,佛教文明与儒家文明根本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感到佛教文明与本土思想异端道家、道教高度相似。儒家文明与佛教文明发生冲突是一种必然,此后数百年,毁法、灭佛等类事情时常发生,直至唐末宋初,中国文明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佛教文明影响,悄然重构了一个全新的文明体系。后世中国所谓宋明理学、所谓“儒家思想新开展”等,其实都是佛教文明刺激后中国文明新发展、新成就。

宋明理学出现意味着中国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想不到的是,另一种西方文明很快出现,并严重影响中国未来。

这一次的西方文明来自真正的西方,不再是唐僧所说的“西天”。当然,中国与西方早有往来,至少在秦汉时期,中国与西方已有比较密切的交往。秦汉之后,这种交往并没有中断。

    大约相当于15世纪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刺激了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竭力寻求海外贸易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玛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翌年,达伽玛率领四艘远洋船绕过非洲好望角,经印度洋抵达印度西南海岸,从而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实现了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目标。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三年后(1514年),他们的商船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阿拉伯人对葡萄牙人的称呼,称其为“佛朗机”。

四十年后,1554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进入广东浪白澳。此后不久(1557年),他们获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从后世眼光观察,这些西方冒险家对中国的期待,除了通商,开辟一个新的庞大市场外,好像并没有其他恶意诉求。

伴随着早期冒险者进入中土的是传教士。这是西方文明形态决定的,也很难说是恶意。传教士宣称为上帝尽责,拯救人类,像佛教那样普度众生,因而早期传教士在中国并没有多少恶行,反而是积德行善,给中国人留下相当美好的回忆。

发现东方,不仅为西方提供了一个新机遇,也使古老的东方面临着新选择。

真正进入中国传教的是利玛窦。利玛窦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极高科学素养,使他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化时,他的博学和温文尔雅轻易征服了士大夫阶层。

就文化心态看,士大夫阶层向来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这是一种正常的文明交流心态,是中国文明的希望。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晚明士大夫阶层如饥似渴汲取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文明,计划集中精力用十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七千部西方经典全部译成中文时,中国内部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变动。1644年,朱明王朝终结,大清王朝建立,世界和平进入中国,中国与世界发展对接的可能戛然而止。

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明亡后,郑成功家族以台湾为根据地抗清。为对付郑成功政权,清政府施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1685年,康熙帝统一台湾。第二年,清政府开放海禁,指定广州、宁波等四处为对外通商口岸。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迅即增加。1699年,英国商船“麦克勒斯菲尔德”号至广州贸易,并在那里开设英国商馆。

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好事,但西方人在工业革命推动下太焦急了,他们与中国进行交易的同时,相继征服印度、缅甸、日本,以及许多中国藩属。在东南沿海,西方商船、兵船络绎不绝,合法贸易,伴随着杀人越货、烧杀抢掠等不法事情。朝野上下在与西方人进行贸易交流的同时,也在隐隐担心像周边国家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或附庸。到了18世纪中期,与“康乾盛世”相伴,中国不是更开放,而是更封闭。1757年,清政府宣布只准外国人在广州一口通商,而且必须通过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行”。

管制扭曲了自由贸易,一口通商极大遏制了市场发育,压抑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消费冲动。相反,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廉,英国人甚至整个欧洲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都在急剧上升,中英间的贸易不均衡越来越严重,全世界的白银流入中国,使中国的外汇存底急剧增加,但中国购买力并没有随之增强。“康乾盛世”并不是人民的盛世,也不是市场的盛世,而只是政府的盛世,是国富,不是民富。

一口通商导致贸易垄断,有垄断就有寻租,就有腐败。粤海关的官吏,甚至“十三行”经纪人,对内外商人毫无例外征收各种私费,中国商人忍气吞声不敢声张,英国商人必然向其政府抱怨,以为政府“护商”不力。

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以生丝、茶叶、瓷器为主,这些来自中国的物品在18世纪渐渐成为欧洲中产阶级寻常用品,成为时尚,成为大众消费。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东印度公司经营的中国茶叶到了18世纪末就增长了四百倍。至19世纪中叶,又增长百分之五十,并转口至欧洲,以及中南美、非洲等英属殖民地。

真正的国际贸易不是一国拿着真金白银购买另一国产品,而是互通有互,有买有卖。中国单方面向英国及世界出口低端农产品、手工艺品,但中国能从英国购买回来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据海关统计,17世纪至19世纪初长达两百年中英贸易,英国对华输出棉毛织品及其他工业品销路不畅,英国商人在很多时候不仅无法从贸易中赚钱,而且常常亏本。两百年后回望,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因为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对英国棉纺织等工业品无意识自发抵制。中国人以价格更低廉的自织土布代替英国人华丽舒适的洋布,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只能因陋就简,苟且活着;至于中国的商人、士大夫和城里人,他们当然可以消费英国的纺织品、工业品,但他们毕竟只是中国人口中的少数,他们虽然拥有社会财富绝大部分,但他们的购买量永远无法与工农大众比。

中英间贸易不均衡已经不是赚钱、赔钱那样简单的问题,而是关涉贸易能否持续健康进行。1787年,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卡斯卡尔特中校率团前往中国进行磋商,希望:1、庞大的中国市场能够更多地吸纳英国工业品,2、协商解决市场的公平竞争,让贸易重回自由的轨道;3、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给英国商人划拨一个存放商品的地方,最好是一个孤岛;4、建议中英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互派公使常驻对方首都。

从后来的立场看,英国政府1787年的决定并无恶意,假如这些建议被接纳,后面的历史都会改写。然而遗憾的是,卡斯卡尔特中校第二年病死来华途中,他所肩负的四项使命只能留待几年后访华的马戛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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