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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李剑农与近代中国叙事   

2013-06-21 10:59:00|  分类: 李剑农,近代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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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我们今天知道的已经不少了,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再加上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是现在的主流叙事。认识过去,是为了现在与未来。认识过去有多远,就能往前走多远。近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很长时间有不止一次的重构,中国的、外国的历史学家提出过一个又一个的模式,现在有机会回望这些叙事模式,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

在过去诸多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模式中,李剑农无疑是一个重要角色,他不仅是那段历史很长时间段的参与者,而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前,描绘了一个大致的近代史脉络。这个脉络启发了后来者,但又与后来的叙事有着很大的不同,值得注意。

李剑农的近代史著作,是1930年整理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这是李剑农厌倦于现实政治之后的发愤之作。后经补充修改,一版再版,更名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名著,深受中外读者,乃至近代史领域研究者的器重。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历史主义地描绘了近代中国历史画卷,沿着严复“进化论”、梁启超“新史学”已有路径探究中国在经受鸦片战争打击后,怎样觉醒,怎样走上模仿西方的路。

李剑农认为,鸦片战争的发生,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并非偶然。中国的失败从大历史来说,一点都不稀奇,不让人吃惊。不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被打败了,旧的路不能走了,中国也就弃旧图新,另寻新路。以进化论的观点,李剑农参照梁启超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将“北洋的”中华民国终结之前的百年史划分为三大阶段。

根据李剑农的说法,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结束。这个分法实际上延续了梁启超的看法,将西方刺激作为近代中国生变的原因,描述中国对西方刺激所发生的反应。

李剑农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生,主要是因为西方工业革命。因为资本的力量,西方资本势必要打开中国市场,进行通商。基于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贸易自由原则,要求通商、和平通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在满洲统治者看来却不一样,满洲人出于莫名其妙的心理“我的地盘我做主”,在鸦片战争之前几十年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拒绝西方来华自由通商。

据李剑农分析,鸦片战争的真实意义就是中西两种文明的冲突,东西方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法律观念,以及对国际政治的态度根本不同。满洲人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以先前的“朝贡体制”处理与英国人的贸易,更不承认西洋人有超越“我大清”的什么文明,依然像对待周边蛮夷、朝贡番邦那样处理中英关系,不知道西方经过几百年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不是原来那个样子。“天朝上国”的姿态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睛,熟视无睹,有眼无珠,以为洋人所长不是洋枪洋炮,不是文化;中国之所以失败,主要的是因为洋人使用雕虫小技、阴谋诡计偶然得手。

很显然,满洲统治者的看法还停留在郑和时代,根本不知道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成长,不知道西方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还在以静止的观念看待中国,看待西方。

满洲统治者这样固执当然也有原因。因为在过去两百年,来华传教士自利玛窦开始,确实为中国文明博大精深所吸引,他们虽然早已看出中国文明的一些内在缺陷,但他们出于各种理由、需要,只愿意看到中国文明的长处,只注意汲取中国文明的好处,没有如实批评、指出中国文明的问题。这是满洲统治者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个外在原因。

经过两百多年的观察、研究,西方人不论传教士,还是一般旅行者,到了十八世纪晚期,对中国文明的看法与两个世纪之前相比天翻地覆,他们已经把中国文明的本质看穿,已经由过去两个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崇敬、崇拜,变为轻视、忽视,乃至蔑视,以为所谓的中国文明,就其实质而言,其知识、能力,与非洲黑人、南洋群岛土著所拥有的文明相差不远。所谓的中国文明,在十八世纪及其之后的西方人看来,只有空洞的虚名,一无可取,所以西方人趁火打劫的思想逐渐变成主流,中国的危险也就一步一步逼近。但中国朝野似乎还浑然不觉,继续陶醉在“康乾盛世”中不能自拔。

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基本理解、认知,李剑农认为从林则徐身上可以由微知著,一目了然。他认为林则徐在那个时代高官当中,绝对是第一流人物,实心任事,至恳至诚,令人敬仰,令人佩服。但是,如果说到林则徐的对外认识,国际知识,以及面对英国人所采取的措施,李剑农认为是根本错误,无须掩饰。

至于战后签署的《南京条约》,李剑农并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一味抱怨帝国主义侵略,一味为满洲统治者解脱。相反,李剑农站在整个中国的立场上,谴责满洲统治者在关涉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不负责任。根据李剑农的描述,谈判时,满洲统治者全被那些惶恐不安的心理所主宰,他们视线所集中的,只是怎样让英国人尽快退出去。满洲统治者以避免英军炮击、攻击为惟一目的,因而对战争起源、根本原因,即鸦片问题,根本不愿提及,不愿讨论。中国不仅如数赔偿了林则徐禁烟时烧掉的英国人鸦片,而且对于今后怎样对待鸦片输入中国,究竟是合法贸易,还是非法贸易,中国在谈判中压根就没有提及。所以,一定要说《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嚆矢”,英国人有责任,满洲统治者照样罪不可逭。

李剑农指出,战后,满洲统治者最伤心的,除了割地赔款,就是今后与夷人的交往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有主仆之分了,天朝上国的威严被英国这个“红毛番”彻底粉碎,揭了老底。此后,大清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文往来,必须使用平等的款式。这在满洲统治者看来是冠履倒置,天翻地覆,是可忍孰不可忍。至于关税自主、司法独立等关涉国家主权的大事,满洲统治者则无暇顾及,茫然不知。

与前此、后此“悲情叙事”明显不同,李剑农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但并没有替满洲统治者回护,他左右开弓,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反对满洲统治者愚昧、自私。前一个看法被后来广泛接受,而后一个看法简直成了绝响,后世研究者很少再从这个角度立论,很少像李剑农那样谴责中国那时的统治者。

在李剑农看来,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而紧接着的太平天国运动,又是鸦片战争的结果与诱导,是因果相连。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太平天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后几十年中国历史的方向,清廷几十年后的终结,都能从太平天国时代中找到影子与原因,是“权势转移”的关键:中央方面,佞幸揽权渐起;地方上,督抚的权力渐重;社会上,缙绅阶级也因为“发捻之乱”而办团练,坚壁清野,保境安民,渐渐在地方上坐大,中央的威严在消减,而地方自治力量在发生;军事上,强势人物开始出现,不仅影响了清末,而且影响了民国几十年。

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清廷在与英法联军达成妥协后联手,平定了太平天国之后,中国的政治历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李剑农认为,中国从此步入一个“模仿西法”的洋务新政时期,中国在那几十年也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江南制造局、北洋舰队,都是那个时代值得骄傲的标志。

但是,在李剑农看来,洋务新政三十年成就巨大,问题很多,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通过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政治革命重组国家权力系统,没有将国民与政府凝结成一个利益大同盟,政府自政府,人民自人民,君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君,各级政府只是皇家的衙门,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过是皇上的仆人。这样一种情形,当中国遇到日本,焉有不败之理?

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第一阶段的结束,也是李剑农近代中国第二阶段的开始。根据历史事实和梁启超以来中国学者的描述,李剑农以为甲午战败让中国士大夫阶层“很受伤”,他们不再认同1880年代以来“中体西用”政治路线,以为中国的进步要必通过政治制度改造追上西洋。于是在这一段,有维新思潮、维新运动,试图进行政治改革而失败。

关于戊戌变法,李剑农没有像后世学者无限拔高康有为等人的地位,他认为,清政府主导的这场政治变革之所以失败,康有为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康有为的学说亵渎了儒家经典,不仅使官方正统尴尬,而且触怒了经生,触犯了大部分知识人。康有为的“异端邪说”加剧了新旧对立,使改革共识遭到极大破坏。这个认识在后来的研究者那里已很少被提及。

其次,维新变法到了戊戌年间,不是以政治改革为导向,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构想与改革预期,特别是等到光绪帝大刀阔斧裁撤冗署、冗员,这在很大程度上触犯了公职人员既得利益。

戊戌变法失败的真相,李剑农并没有仔细深究,但他意识到戊戌失败一方面激起青年知识人思想上的激进,另一方面让反动的更反动,满洲亲贵为了垄断权力,不惜煽动“拳乱”,利用“拳乱”,实行排外,终于引来了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的刺激,以及稍后日俄战争的刺激,使中国内部潜藏着的改革力量重启新政,继而宪政,实际上重回1895年开始的维新路径。在李剑农看来,晚清十年的新政、宪政,并没有超出1898年百日维新的规模和深度,其价值与意义,只是将百日维新的措施分解进行,原来的一个命令分作几次颁布,显然变革的力度还远不如戊戌。也正因为如此,革命与改良开始赛跑,直至新军发难,全国响应,清朝结束。

在李剑农描述的第三个大阶段,前起民国建立,中经赣宁之役,国民党失败。稍后是帝制复辟、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终至国民党改组,联俄联共,北伐成功,北洋终结,东北易帜,中国重建统一。

李剑农的这些研究成果启发了后来者,尤其是他对过往百年历史事件的细致描写,大致勾画出了近代中国发展线索。李剑农看到了新事物必然取代旧事物,看到了中国在西方刺激下一步一步前行。他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近乎冷酷,因而李剑农的成就受到此后各派史家的重视,引为前驱。“革命史观”以为李剑农的研究描述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大致脉络;“现代化叙事”以为李剑农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就是在西方刺激下一步一步从传统走向现代,传统的因素逐渐减少,现代的因子在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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