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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商鞅为什么不行:绝对一统  

2013-02-10 10:12:00|  分类: 商鞅,大一统,郡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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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日高一日,孟子渴望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期望统治者“法后王,一制度”;“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服从”(《荀子·非十二子》),建立稳固而持久的权力模式。甚至连愤世疾俗的庄子也一再报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庄子·天下篇》)。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人们渴望尽快结束战争结束混乱,重建统一、稳定社会秩序的迫切愿望。

    与这种愿望相吻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冲突、重组,到了公元前221年,终于由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贾谊《过秦论》),以气吞山河的气概,相继兼并韩、魏、楚、赵、燕、齐等山东六国,结束春秋以来几百年混乱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的统一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新格局。

    秦王朝统一事业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共同向往、共同追求。秦朝统一战争迎合了人们的想法,“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汉书·严安传》。故而能在极短时间结束几百年混战局面,在广袤疆域里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军事上的统一迅速得以实现,但如何巩固军事上的统一,建立巩固而持久的权力系统,就已不是单靠军事征服所能完全解决的。秦王朝的开创者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几乎所有思想家也都在深入思考这一点。

    在秦国兴起过程中,秦国思想家和政治实践家商鞅已相当明确意识到统一之后的权力模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一,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商子·一言》)鉴于此,商鞅在执政期间朝思暮想、惮精竭虑的就是如何在秦国建立整齐划一的全新制度,以为将来统一东方六国奠定良好的基础。

    商鞅鉴于周王室不断衰微、诸侯强大的事实和教训,以为重建统一之后可供选择的权力模式,就是尽最大可能地废除周朝的分封制度,重建新的行政体系,使地方政府仅仅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关,让这些地方政府既无法分割中央政府主权,更无法发展自身的势力,形成与中央政府抗衡、独立的力量。商鞅为此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抽空周朝分封制的宗法基础,以新的组织形式将全国人民重新加以编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乃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这样,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便拥有绝对权威,便是一切行政、一切赏罚的权力源泉。地方政府,乃至那些因与中央政府有某种姻亲关系的官员,他们虽然可以享受高人一等的生活条件,但在政治上并无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能力和可能,因为他们的一切都属于中央政府。

    更有甚者,商鞅在其行政改革过程中,将秦国本来只在个别地区实行的县制逐步推广到全国,使之变成中央政府在各地的派出机构和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每县设县令和县丞,前者是全县的最高地方长官,后者是前者的助手。在他们之下,又根据不同需要设置一些事务性官员。尤其重要的是,包括县令在内的所有地方官吏,一律从国库中领取俸禄,而对他们的任免与提升,权力也操之于中央政府。这样,由于他们的权力来源和物质来源都取决于中央政府,故而他们对于中央政府只能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唯命是从。

    为了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商鞅还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模式问题。他认为,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基本模式无疑应取君臣共掌权力的办法,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君主的不适当独裁,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利用大臣们的智慧资源。但在最终决定权上,商鞅则主张由君主独享,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君主的至上权威。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失法任私则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下信其刑则奸无端矣。唯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罪。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慎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私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商子·修权》)如此,明君圣主拥有一切事务最终决定权,那么,各级官吏便理所当然地俯首贴耳,甘做臣子,不起反叛之心。

商鞅对秦国权力模式的设计,应该说是符合时代统一的潮流,伴随着秦朝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统一,当然应该建立比较规范、比较统一的权力模式和行政体制,当然也应该建立一个强大而富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府,不如此便无法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更无法协调各地的冲突和矛盾。但是,整齐划一的权力系统和强大而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只能是比较而言,如果将此点强调过分,或许能收一时之效,但最终结果则势必走上主观愿望的反面。

一方面,整齐划一的权力系统和施政方针,固然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诸侯混战局面的重演,但它显然又无视各地风土习惯、自然资源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一方针如果在一狭小的国度内实行或许能见成效,但如果放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则势必产生恶劣后果。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强大而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固然有助于防止国家分裂和地方擅权,但它势必导致另一个后果,那就是扼杀或制约了地方官吏的积极性,使地方官吏无法或不便根据各地特点在政策上进行创造性发挥和运用,而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成为中央政府政策的传声筒和中转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商鞅的权力系统设计,合乎历史潮流,故而“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为秦王朝最终征服山东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且在权力系统、行政系统方面为秦王朝乃至此后两千年中国帝制时代权力模式作了示范,开了先河。似乎可以说,此后两千年利弊得失,都与商鞅的设计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统一的中国疆域实在太大,地区间的差异实在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仅以商鞅当时情况而言,如果他的设计仅仅在秦国范围内推行,或许有效,但如果想推行到秦国之外,便难以奏效。因为不仅秦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与他国有着显著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秦国所面临的东方六国大体上说都处在较秦国文明程度更高的阶段。因此,商鞅可以在相对落后、相对野蛮的秦国实行愚民政治和整齐划一的强硬政策,“治国者贵民一,民一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人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商子·一言》)如果试图将这种政策推行到秦国之外,“一其俗”(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那便很难得到预期效果。

任何政策和方略,都有其适用的一定范围。在这一定范围内,它可能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和方略。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它便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以此反观商鞅对权力系统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设计本身并没有错,不仅合乎秦国的“国情”,而且也曾有效推动秦国发展。但当秦王朝建立统一大帝国之后,不加分析地将商鞅的设计推行到全国,严重忽视各地区间的差异和不同特点,因而使原本正确的政策和方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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