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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  

2013-01-07 11: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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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相互不信任缘起

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战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

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的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的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

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

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

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的比老师好。

老师与学生

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

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

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的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

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还有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

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

18825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

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的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

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

日本的小计

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

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问题。

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启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

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

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定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

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

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

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

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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