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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我们从哪儿来  

2012-10-29 10:3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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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的题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题目太需要人类的智慧了,是对人类智慧极限的挑战。历史不可能重演,更不可能复制。现代考古虽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日新月异,几乎每一天都会向人们传递一个或几个人类过去所不知道或者说已经不记得的“旧知识”,挖掘出人类过去不曾知道或知道而已经忘记的创造遗存。然而这些遗存,这些创造,我们后人除了感叹人类的伟大外,几乎也毫无办法去证明这些遗存,这些创造的过程与意义。所以,无数具有超常聪明才智的人总是热衷于探讨我们暂时依然无法获得真切知识的起源问题。这是人类的好奇心使然,也是人类进步的前提。

要说清文明的起源,首先要说清人类的起源。而人类的起源问题远比文明的起源问题更复杂。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科学尚无法认知的领域,而且这个问题本身又与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千百年来,人类对“我们从哪儿来”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倾尽全力借助于现代考古学等科学手段加以证明,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给人们一个普遍能够接受的定论。科学与宗教两个阵营依然顽强地坚守着各自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基本看法。

根据宗教的一般看法,人类的产生是上帝意志的体现,直截了当地说,人类是由上帝制造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宗教的观点,人类的起源决不是后来的所谓所说的“逐渐进化”,而是“一次性”生成。

宗教的这个说法当然也没有办法予以证明。但同理,也没有办法证否。因为科学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办法证明人类不是由上帝创造的。所以宗教的这个说法几乎一直支配着人们对人类起源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

与宗教的看法不同,所谓科学的人类起源论,主要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代表,强调人类是由其他生物演化、进化而来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部名著中指出,物种的形成及其适应性和多样性主要在于自然选择,生物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彼此竞争而不断发生变异。适于生存的变异通过遗传而逐代加强,反之则被无情淘汰。用近代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所规范的译文说,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达尔文不仅研究了一般物种的进化,他还研究和探讨了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按照他的看法,人类是由古猿的一支演化而来的,人的形体也是演化而成的,如四肢,由于常用前肢携带物品、进行劳动,后肢就自然承担了行走的任务,久而久之,原本四肢行走的猿就逐步进化到直立行走。

人类起源于古猿,只是达尔文研究物种起源时的一个假说,然而这个假说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推崇,在后来很长时间成为人类起源的惟一结论,人们普遍相信我们人类的共同祖先就是那只长相丑陋的古猿。我们所能看到的一般教科书、历史博物馆,几乎都是将人类的祖先解释成一只古猿。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恩格斯甚至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进一步推论,以为从猿到人并不是一种自然进化,而是 “劳动创造了人”,是由于火的使用,终于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界。

根据这一判断,人们想象,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称作所谓“第三纪”的地球发展阶段的某个还不能确切的肯定时期,据推测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在现代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的类人猿。这种类人猿就是人类的祖先,他们浑身上下长满了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的生活在树上。

后来,由于部分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变化,森林减少了,气候干燥了,古猿也只能被迫走出森林,下地生活。这些古猿,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用后肢走路,用前肢取物,用树枝或石块御敌。于是这些古猿在生存环境改变的过程中渐渐地改变着自身,逐步直立行走了,逐步学会制造和使用简单的石器工具了。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说法,从猿到人的转变经过了好几十万年的漫长过程,其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手的进化与运用,由于手变得越来越自由,不仅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且可以通过遗传将这种灵活性的技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样,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各种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越来越新的方式运用于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人的大脑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高度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借魔力似地进行各种各样的艺术创造,语言产生了,意识觉醒了,古猿突然在一天不再是古猿是人了,于是人类社会形成了。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劳动创造了人的基本观点。

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至少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根据那些科学考察证明,人类起源于动物界,人是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但是,自从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人又远远超越动物界,成为自然界的改造者。

在过去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里,达尔文进化论主宰着人类起源研究的方向,被奉为人类起源研究不可逾越的“雷池”。科学在破除旧的迷信的同时,却把科学本身又树为一种新的迷信。

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的研究自有其贡献,但是如果将这个理论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似乎也有其局限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现象也不断被发现,一些旧有的理论体系对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必然要受到质疑和再探讨,新的学说也就有替代旧学说的可能。

首先对达尔文进化论进行挑战的是现代医学中的解剖学,通过解剖医学的成就,科学家发现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的预设可能很有问题,至少在解释体系上是不那么圆满的。

根据达尔文和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后世历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甚至包括一些哲学家,都加入了人类起源问题的猜想,但基本上都囿于达尔文和恩格斯的理论,根据各地化石的发现,想象和描绘出人类脱离古猿后的发展历程,即:猿人—古人—新人,这样三个阶段。古人阶段有时又称为早期智人阶段,新人阶段有时又称为晚期智人阶段。这三个阶段体现了远古人类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基本上是一个直线的演进过程,即进化过程。

三个阶段呈现出递增趋势,体现出进步和进化,如在猿人阶段,人脑较少,大约只有六七百毫升,而到了古人又称为智人阶段,脑容量进一步加大,接近于现代人的水平,结构也较猿人复杂。

在工具制作和使用方面,猿人早期能够制作一些粗糙的石器,到了万起接近现代人类,能够打造比较复杂的石器,石器的使用也有了初步分工,更重要的是知道并有办法长期保存火种。到了古人阶段,能够人工生火。到了新人阶段,石器种类繁多,分工细密,甚至有了磨制石器。且出现了骨器和角器。

至于人们的意识,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也是逐步复杂。在猿人阶段,意识开始发生,但非常简单。到了古人阶段,人们有了死后埋葬的习俗,表明的人们的意识已经复杂,有了“往生”观念;人们有了原始衣服,有了羞耻意识。至于新人阶段,人们已经能够进行绘画、雕刻、装饰等艺术创造,有了明显的美的追求。

这些都是我们所接受的传统的、经典的,具有唯物史观特征的人类起源论。可能是达尔文、恩格斯之后的学者们太过于将这个过程美化、细化,结果使这个过程太过单一,太过整齐,因此仔细想来,也就疑点多多。

依据现代解剖医学证明,人的聪明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脑容量的多少。有的白痴,其脑容量可能超出常人很多。而且根据各地考古发现,至少在过去五万年,人的脑容量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但是却从新人过渡到完全的现代人。阶梯进化论在这里就显现出了自己的矛盾。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国际考古学界还有人认为早期古人类存在着两个种群,一个是“能人”,一个是“直立人”。许多考古发现借助于达尔文的理论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进一步强调是能人的继续进化发展出来了直立人,然后再由直立人继续进化发展出现代人。

从“能人”到“直立人”这个比较经典的说法统治国际学术界很久,然而最近若干年的考古新发现和现代医学成就似乎倾向于否定这种学说。因为,随着人类史前遗物遗迹发现的越来越多,旧有的进化论的观点对这些复杂的新现象无法给予合理的圆满解释。

考古人员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附近发现了一块“能人”的下额骨化石。正是这块化石对先前国际考古学界盛行的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了严峻挑战。

研究显示,这块化石源于一百四十四万年前。这个结论使科学家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时间比已知的“能人”存在时间至少晚了二十万年,已经进入“直立人”生活时期。可是根据现代人类进化史,也就是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原理,“能人”与“直立人”是不可能并存的。

根据国际考古学界的一般看法,能人生活在距今三百万年到一百五十万年之间,应该是第一种能够熟练制作使用石器的古人类;直立人生活在距今一百八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前,是比能人进步但比智人原始的古人类。并且一般认为直立人是由能人进化而来,随后又进化成早期智人。

但随着新出土化石带来的发现,考古人员推测,应当是距离现在较近的“直立人”进化成了早期智人,并一步步演化为现代人。而“能人”可能在进化过程中消亡了。如果这个结论是真的,那么“能人”和“直立人”应当存在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又是谁呢?对此,科学家们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科学家还没有找到能人和直立人的共同祖先,但这个假设却对已有的人类起源理论给予颠覆,那就是能人与直立人并不是直线式的进化关系,他们曾经相互并存长达五十万年之久。继续推论,既然能人和直立人应当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们两个也只有直立人是后来人类的祖先,那么“能人”这个物种演化、进化成了什么呢?难道就这样消亡了吗?

能人与直立人“并存”的关系使先前人类起源演化的理论变得不再那么可能。真实的历史存在或许是,能人和直立人等长时期以来都是作为独立的族群分别存在着,他们有着各自的生态区域,这样既可以避免了不必要的竞争,也导致了他们在生存条件诸如饮食等方面的差异。

可惜的是,这些不同的族群作为独立的存在并没有永远下去,或许是自然条件的突变,或许是其他不知的原因,总之,在后来的人类演化中,只有智人族群适应了变化后的环境,继续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成为现代人类的惟一祖先。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有两个基本概念,即人科的起源和智人(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起源。从现在各国科学家所掌握的考古化石分析,国际科学界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人科的共同祖先大约于七百万年至五百万年前起源于非洲。至于智人的起源,则存在着两种假说,一种为“非洲起源说”,即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大约二十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然后在距今十万年以内离开非洲,向亚洲和欧洲扩散。1980年代以来,一系列DNA研究证明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大量强有力的证据,所以这个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占多数。

占多数当然不意味着全体一致,事实上非洲起源说也有一个不易克服或不能自圆其说的重要缺陷,即缺乏十万年前至二十万年前现代人化石的支持。所以国际学术界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即认为各大洲的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人类连续性进化而来,即现代人是在欧亚非各州各自起源,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祖先。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惟一的人类祖先却繁衍出白种人、黄种人、黑人和棕色这四大人种呢?现代科学已经能够证明,人种的不同并不是变异的结果,而是从来如此。所以如果说智人族群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的话,那么这个智人族群在当时至少要有四个不同的分支。总之一句话,人类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假设都必须建立在多元的框架内,而不是单一的、直线的和惟一的。这个观点可以概括为“多区域论”,即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都是从当地的直立人发展而来的,不存在惟一的东部非洲起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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