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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一段被严重低估的弱国外交  

2012-10-01 07:4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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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马勇:一段被严重低估的弱国外交

编者按:今年,似乎是外交的多事之年。中国大有被包围之势。如何应对?不禁想起过去外交的种种。百余年前那被淡忘、被遗忘的历史,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也许有可资借鉴之处?为此,编者专程找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马勇研究员,长谈近四小时,对晚清到北洋时期这段雾里看花的外交史作了一些探讨。在此谨摘录主要内容,供读者诸君共同商讨。

  中国能不能走向世界?

  中华遗产:中国近代史,向被认为是屈辱的,百年前的外交,也被视为弱国无外交。您提倡重写晚清、民国史,对于这一时期的外交,是否觉得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马勇:我觉得应该重新解读。我一直说,我们过去对近代史的解读,一直是一种悲情的近代史,自虐式的近代史。但近代中国的主题就一个:中国能否从传统走向近代?能否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中国能不能走向世界,世界能不能进入中国?

  西方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因此必须去全世界寻找市场和资源。这时中国被卷进去,很难说是一个坏事。当时中英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中国既不愿打开市场,统治者也没有意识去培养人民的消费需求。怎么办呢?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打开市场,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事。

  中华遗产:鸦片战争后,1842年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迄今正好170年。条约里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协定关税。英国人在条约中要求,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得与英国商定。这当然是侵犯主权的要求,但咱们不懂。后来商量来商量去,就固定成百分之五的税率了。关税大幅度下降,有利于外国商品打入中国市场。后来,这成了中国人心中十分不平之事。因为到北洋时期开始修约时,中国的关税已经低成了一个世界奇迹。

  马勇:关税问题变得不合理,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由广州的十三个商行负责。中国只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就容易产生贪污腐败。当时,广东的地方官僚、商人乃至老百姓,都赚了黑钱,两边通吃。见到外国商人来办事,就要求加点税。对来办事的中国商人也这样。清政府对此很恼火,因为这种贪污,导致政府的关税收入大量流失。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呢?在《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谈判时,就谈出了一个协定关税,百分之五的固定税率。这在当年,一下子就遏制住了一口通商体制下通吃两边的贪腐问题。当时,清政府在新的关税体制下,财政收入是增加的。所以现在认为是不平等,是耻辱,但在当时,朝野却视其为外交胜利:中央财政收入比原来高了;而且纯洁了中国的吏治。

  后来到了19世纪80年代,出问题了。因为国际贸易的规则在不断变化,比如英国和美国、日本的贸易,关税都20-30%了,而我们只有5%。到了1882年,朝鲜要开放。它当时是中国的藩属,中国就帮助它开放。最终,与美国谈出了一个可浮动的税率,规定五年改一次,抽十或二十,不是一定到底。这个时候,中国才认识到前面和世界交往时,不平等、不规则的地方所在。

  所以,应该从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外交谈判就是相互妥协

  中华遗产:您是说,面对外国资本进入近代中国,不要陷入到悲情和阴谋论中。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谈谈我们这边的外交。以前总说弱国无外交,但也有人认为,只有弱国,才懂得外交的重要,外交与它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对弱国而言,外交是它们在国际环境中赖以生存的唯一法宝。相反,倒是对大国、强国来说,外交的重要性则略逊一筹,因为它们有实力作为后盾。您觉得外交之于弱国,究竟有没有作用呢?

  马勇:越是弱国,越要通过外交来解决,不能动则就抵抗,就打,大部分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我们过去对近代史上的外交官,过于苛刻,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当然,也缺乏最起码的理解。从最初鸦片战争时期的几个外交官,琦善、伊里布等人开始,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要用谈判去解决一个本来可能会打仗的事情。1842—1843年谈成的东西,使中国稳定地走向1860年。

  1860年的问题,也不是原来讲的那样。五口通商了,贸易扩大了,但还没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外国人发现,中国通商口岸太少,必须再扩大;另外必须得接受现代贸易规则,让西方国家的贸易代表驻扎到中国来,保护贸易和侨民的安全,同时让中国也派代表驻到国外。所以1858年英法要修约。但中国不干。年轻的皇帝咸丰拒绝了修约要求,忠诚的老将曾格林沁抓了谈判的代表——结果,英法联军就打进北京来了。后来还是外交官出场来解决的。恭亲王奕(言斤)等人就与外国人谈判,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化解了英法联军。谈判后的承诺,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比如设立总理衙门,中国开始把外国的事当作一个外交事务来处理。另外,同意外国人到北京来设立公使馆,又答应之后中国派人到外国去驻扎。还有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等一系列举措。中国开始往世界走了。

  近代的外交谈判总是被妖魔化,很多人说是卖国,其实外交谈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妥协嘛。不是把刀枪架在对方脖子上,说一定要怎么样。打了胜仗自然有话语权,如果打了败仗,中国有句话就叫愿赌服输。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等人被派到日本去谈判。《马关条约》的谈判,让你真的是充分体会到,败国的外交官处理问题非常艰难。日本人讲,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我。李鸿章就求他,说伊藤(编者注: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啊,你比我小二十多岁,你看我这张老脸也不能这么干啊。辽东半岛是什么地方?是大清龙兴之地啊。另外,辽东半岛有很多地方是直隶总督的辖区,我刚卸任直隶总督来此谈判,你就要把我原来辖区内的地方给割走。

  中华遗产:李鸿章想通过这种人情味来软化谈判。

  马勇:是啊,伊藤也是东方思维嘛。后来伊藤就说,从个人感情来讲,我很尊重你;但这是各为其主的事。李鸿章真是很难。所以我们在看待历史上的外交谈判时,不能一味去指责,而要走到历史情景中去。

  孱弱的晚清,也有外交遗产

  中华遗产:如您刚才提到的,晚清的外交谈判十分艰难。但从辛亥后展开的外交来看,似乎晚清还是留有不少外交遗产的。袁世凯就是继承了李鸿章的很多外交手段。比如以夷制夷的均势外交,中国近代史上有过联俄制日、联英日制俄、联英美制日等等,晚清外交的合纵连横总在变化,这种策略延续到民国。有人批评,这样的中国很天真,在某些列强的欺骗下,抱有不切实际的外交幻想。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马勇: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解析为两个,一个是晚清外交和民国外交的继承性;一个就是中国怎样在大国均衡中,利用国际的这种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其实以夷制夷,就是拿此国的力量去对冲彼国的力量。比如《马关条约》时的三国干涉还辽,就是用俄、德、法三国的力量,去对冲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要求。晚清与民国的外交是一体的,我们过去都不太注意这一点,把辛亥革命作为一种完全断裂的开始。可革命是很孤立的一百天,当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时,和南京临时政府在人事上无关联,在政策上也无关联,却恰恰和晚清有关联。

  民初的外交,接续了日俄战争(1904—1905)之后形成的外交框架。日俄战争就是在争夺中国的东三省,战争打完了,东三省主权从俄国人手里转移到日本人手里,但和中国人仍没有什么关系。那怎么办呢?这就导致了中国痛下决心要立宪。袁世凯政府成立后,仍在沿着这个路子走。因此它的外交继承性就在此展现出来,即中国政府不再是清政府,但中华民国政府的所有国际责任、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全部是接着清政府往下走的。所有的外交关系都没有变化,也没有一个国家因此而与中国断交。它完整地继承了清政府的国际权利与责任。就这样,一直走到了北洋时代终结的1928年。这一段历史,从1901年或1905年开始,到1928年结束,是一个完整的外交阶段。

  我个人觉得,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外交最好的一个时期,它保持着一个大国上升的势头。因为从1905年开始预备立宪后,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真的找到了一个现代国际政治的感觉,一个最起码的国际正义和公道,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了。所以到了武昌起义时,军队的素养也不一样了,无论是南方军队还是北方军队,都不会对老百姓居住区、商业区、外国人居住区开枪开炮。在武汉的一个外国领事就赞叹,说他们是威武之师,为此我们宣布中立,承认彼此为交战方。这样才使得中华民国的外交慢慢走上了轨道。

  但是国家利益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和你再友好,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因此在维护利益的过程中,总是要玩大国的均势。中国不可能完全永远只靠一个兄弟。比如说,中美可以友好,但中美是一种什么样的盟友?就像一本刚出的书中所说,是剑拔弩张的盟友,可以友好,但却不是无原则的,其中有争论有冲突。这和过去60年当中的中苏、中越友好不同。剑拔弩张的盟友才是盟友,好得不分彼此、像兄弟一样的盟友,不是真的盟友。

  中华遗产:也就是说,中国联合哪国制约哪国,不是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飞,而是对国际形势、各国力量有着准确的判断,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去联合谁,制约谁。

  马勇:对。我们晚清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朝鲜的。19世纪80年代左右,当时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两个近代赫赫有名的外交官,给李鸿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朝鲜问题,光靠中国是顶不住的,我们要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是要引导朝鲜走向开放,不能让朝鲜还是一个隐士之国、神秘之国。另一个外交理念,就是我们自己在朝鲜半岛去抵抗日俄没用,我们应该引进各个大国的力量,让大国均势来制衡它,这样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才是安全的。特别是要把美国的力量引进来,因为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国家。这样,在多个支架下,才是一个稳定的建筑;只有一个支架,中国在朝鲜就得面对着日本。李鸿章虽然很快就领悟了,但清政府没有把这个策略贯彻到底,结果导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但是在清朝最后几年乃至整个民国时期,这样的失误没再发生。何黄的理念,在民国外交官中已经很普遍了。这一批民国外交家,像顾维钧这拨人,对世界吃得非常透。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2年第10 记者/马赛屏摄影/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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