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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宗藩解体——清末启示录之二  

2012-03-05 21:2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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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藩解体——清末启示录之二
   中国部分放弃某些周边国家宗主权,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马勇|文

  传统中国格外重视地缘政治,周边国家几与中国具有宗藩关系。中原帝国像老大哥般保护着这些小弟弟,这些小弟弟也像屏障般护卫着中央帝国。然而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不仅要将清帝国的藩邦变成自己的藩邦,还要将清帝国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一体化秩序中。中华帝国素来信奉的“王道政治”不再,不得已转而信奉达尔文式的社会进化论。

  进化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新东西,严复、胡适后来曾注意到进化论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古代中国一直不被提倡,因为凭借“力”的角逐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这与儒家伦理倡导的“王道”相差太远。但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压力下,中国不得不放弃王道转向霸道,于是在东方失去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共主”,各藩邦只能自谋出路。

  西方国家对中华帝国施压始于18世纪90年代。随着中英贸易逆差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当时中国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消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于是英国不法商人一面寻找鸦片消弭贸易逆差,另一面试图进入中国,自己开发中国市场。以鸦片贸易之逆差,严重侵害了中国利益,于是中英之间以鸦片的名义进行了两次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

  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微妙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内地,将整个中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和朝鲜的觊觎、窥视和骚扰。南部边陲的越南,长时期为中国藩邦,此时也由于中国外交转向内顾,而逐渐向东来的法国靠近,有意脱离中国。

越南的脱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开始。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随后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对越南南部实施控制,中越宗藩关系受到严重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强迫越南当局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承认越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列为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越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唆使越南将刘永福和黑旗军驱逐出境。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坚守越南为中国藩邦这一原则,对于法国迫使越南签订的这个条约,始终不予承认。

  就中华帝国自古以来的宗藩体制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就宗藩的伦理观念来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自身力量等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有道义上的声援。但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王道与霸道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引起了越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越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越南边界非正规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军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构成相当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当中国军队现代化任务及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前,中国是否有必要为越南不惜与法国开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国际视野、最懂近代国家外交原则——其实转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冲突,既维护越南利益,也不使中国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政治家,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和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消耗殆尽,自1860年后开始的洋务新政虽使窘境有所改善,但那毕竟只是相对于原有落后而言,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争取更长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恭亲王、李鸿章等人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另一方面,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潜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在实际效果上给法军以打击,至少让法军不能为所欲为。

  平心而论,此设计不失为一着“好棋”。无奈,在传统爱国心态支配下,国人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内部边缘化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20年的洋务新政初见成效,或许基于传统宗藩观念,对法国用意颇为不满,他们谴责恭亲王、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派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清廷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荣誉要求清廷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1882年12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如此,越南由先前中国的藩邦,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当中国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宗藩的条件时,中国部分放弃某些周边国家宗主权,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协定并不被稍后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后者决意对印度支那实行更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战争计划,中法关系突现紧张;8月,法军在红河盆地突破黑旗军防线,几乎控制越南全境,越南政府宣布成为法国保护国,宣称中国无权继续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信誉无疑是一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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