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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中国新生之路:怎样重回世界中心  

2012-11-21 06: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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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复兴已达到62%”的消息让国人振奋和震惊。振奋的,是中国人一直期待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于有了可衡量的量化指标;震惊的,是这些指标计算方式及其可信度。不管振奋还是震惊,引起讨论就是意义和价值,由此充分显现中国已经踏上现代化不归路。中国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认准方向踏踏实实,中国终究能够达到目的地,终究能够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不是没落是转型

我们之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要是因为中国确实有过一个伟大的过去。如果不是有伟大的过去,复兴也就无从谈起。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文明长时期领先于世界,中国许多重要经济指标不是世界第二或第三,而是长时期世界第一,是真正的世界老大。根据经济学家推算,中国在近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GDP在世界总量中所占比重非常大,远远超出美国今天在世界格局中的份量。有经济学家根据相当充分的数据认为中国在清朝鼎盛时期在世界GDP总量中的份额应在30%以上,且与世界第二的国家拉开了很大距离。

中国的领先不只在经济上,在政治、文化上,在基本文明形态上,中国长时期成为世界中心。所谓“中国”,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其“中央帝国”、世界楷模的意思,就包括在“中国”、“上国”这样的政治符号中。如果翻看自利玛窦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很容易发现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确实发生过天翻地覆变化。大致上说,在十八世纪之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就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在那短短两个世纪,西方确实从中国文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科举制后来在中国被视为一项恶政,承担着近代中国落后的原罪。其实,这种看法误解了科举制度设计的原初本意,科举只是一种公职人员选拔方式,不是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或许是恶政,但在那几个世纪传到西方,慢慢形成了西方文官制度。这在许多研究者的作品中都有很好叙述。

很显然,中国到了近代方才出现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怎样回应工业革命对中国的挑战,是中国必须转型而不是衰落。所以说,中国复兴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中国能否从先前领先世界的农业文明追上工业文明,能否在工业化时代继续成为世界中心。中国需要这场复兴,是因为纯粹的农业文明无法解决工业文明所提出的问题。

转型挫折

按照中国文明固有性格,“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中国文明既然在过去数万年不断汲取周边族群文明精华为我所用,不断重构中国文明新形态,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扩大半径,创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明对外来文明并不存在前提性抵触,最近两千年中国文明对印度佛教文明吸收并不断本土化,是一个有力证明。

其实,当中国刚刚接触西方文明时,中国的反应是正常的。我们过去常说在明代中期以来就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形态发生。这是对的。这正是西方文明对中国最直接最正面最积极的影响。这些萌芽形态,就是中国文明借鉴西方文明之后的自我更新。我们过去从严格的史料出发考究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大致能够确定在明代中晚期。我们虽然不清楚西方因素在中国直接发酵过程,但可以肯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方人东来有着因果关联。

从萌芽到大树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资本主义完全能够长成一颗既具中国特征,又具人类普遍性的大树,就像过去千年吸收印度佛教文明那样,重构出一个类似于宋明理学的新体系。

然而就在这时,中国内部政治出了问题。来自周边的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清朝建立是中国历史大事件,只是满洲文明根基尚浅,清朝早中期既有迫切的汉化使命,也有西方化压力。两害相权,清朝统治者以从速汉化优先,西方化退居次要地位。于是原先在明朝正常的中西文化交流近乎中断,先前仅仅在沿海一带缉拿武装走私的“抗倭”,到了清朝变成了片甲不许出海的海禁,非官方中西交流在很长时间被迫中断,官方交流只剩下广州一个权力有限的通商口岸。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转型被迫中断。

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

清朝建立中断了中西文明交流,也就中断了中国复兴进程。经两个世纪,中国在鸦片战争强烈刺激下重回复兴轨道,重新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探索。

在那之后,中国有屈辱有挫折有反复,但站在温情和敬意立场反观过去百年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道路,应该承认,大致方向并不错,中国确实在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全球一体化方面迈出重要步伐,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确实在缩小,特别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方才有了载体。

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约是甲午战后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人一个重要觉醒。孙中山等认为,中国在清朝之前有过一个伟大的过去,中国确实在很长时间成为世界中心,为东亚为亚洲为世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现在所要复兴的就是过去这些东西这些精神。这个意思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演讲中有细致表达。

工业革命的后果当然是人类生存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物质生活较农业文明不是天壤之别,而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传统农业依然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但工业革命的后果,以及稍后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一系列新发明新发现,极大改变了人类生存方式。中国在迈向世界第一步时,在这些方面并没有过多犹豫,林则徐等人“睁眼看世界”,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都表明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等不存在争议。

中国复兴的主要障碍不在物质技术层面,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国,中国能否在社会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适度学习西方,中国在没有充分世界化之前是否一定要刻意强调自己的特色。换言之,百年来中国人的最大争论或最大困惑,就是中国能否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转身向西,在充分世界化的同时最完整地保留自己民族特色,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是世界百花园中那株不一样的花。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新政开始,中国人就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已。这是一个古老文明必要的谨慎与负责。经过洋务新政的失败,经过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终于在理念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不论是转身向东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还是转身向西学习欧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在体制创新上寻找新路的诉求始终如一并无障碍。

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新路,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复兴存在着潜质和可能。古老的中国在充分吸纳西方文明成果后完全有可能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重塑中华民族的辉煌,中国会和世界一致而又别致,中国一定会重回世界中心,引领世界,就像过去几千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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