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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的学术经历与成绩  

2010-05-31 09:1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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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的学术经历与成绩

 

马勇教授,男,19561月生于安徽濉溪县。1973年入伍当兵,1977年至淮北煤矿当掘进工,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9年晋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等研究员,河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

在过去数十年,马勇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及儒家经学、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所著《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2年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199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专家提名奖;联合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郭沫若历史学奖等;所著《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获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二十年已出版学术著作三十种,发表论文百余篇。

在中国学术史及儒家经学研究领域,马勇教授的《汉代春秋学研究》从比较广阔的学术视角详尽考察了春秋学在汉代的发生、发展和衰微,探讨儒家学术官学化过程及其僵化,是儒家经学研究领域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出版二十年来一直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和广泛征引。

马勇教授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在《汉代春秋学研究》基础上对秦汉学术史的重构,作者将秦汉学术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秦汉学术为后来中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后世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那几百年思想文化发展中找到线索或萌芽形态。马勇教授的这些观点还见于他的一些专论,如《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李斯的思想品格与秦文化政策的得失》(《齐鲁学刊》1992年第5期)、《公孙弘与儒学中兴》(《大陆杂志》(台北)第85卷第3期,19929月)等。

秦汉学术史是马勇教授的学术根基,中国学术史研究则是其扩展。马勇教授的《儒学兴衰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儒学》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等,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儒家学术的全部历史进行开创性的清理和研究。前者以简练文字描绘了儒家学说的演变,后者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重建儒家学术的历史。作者对儒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见解独到,论证严密,受到相关研究者普遍重视。

在近代中国文化研究领域,马勇教授出版有《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增订版)。在这部著作中,马勇教授对明末利玛窦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和中国文化发展进行了仔细研究,对这三百年文化发展重新评估,得出了与梁启超、钱穆等人很不一样的结论。作者认为,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并非有过中止或断层,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中西文化交流并非中断,中国文明中的西学因素只是因为各种原因由显而隐,包括乾嘉汉学在内的清学史必须充分估计西学因素。这些观点,马勇教授还有专文进行阐释,像《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都在学术界有比较大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是马勇教授的职业,在这方面著述甚多,主要有《1894-1915:梦想与困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超越革命与改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898年中国故事》(中华书局2008年)、《1900年尴尬记忆》(中华书局2010年)等。在《梦想与困惑》中,马勇教授主要探讨1894年至1915年的思想历史,观察中国人是怎样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一步一步走上维新之路,走上政治变革,进而走向革命,走向共和,走向帝制。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作者的关怀主要在于能否在革命与改良之外找到中国近代历史评估的第三种价值坐标,走出二元对立的僵化模式。在《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尴尬记忆》中,作者重新建构了近代中国两个重大事件的叙事模式,这对于此后的历史表达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人们对1898年中国政治变革和1900年政治风波的重新认识。

马勇教授对中国近代史许多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研究,领域广泛,思考深刻。关于甲午战争,马勇教授有《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又收入《知识分子立场》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分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知识出版社1995年)、《宗藩体制解体与东北亚乱局》(《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等专题论文,仔细探讨近代中国历史这个重要的分水岭。

关于1898年的中国政治变革,马勇教授著有《清政府对百日维新的检讨与反省》(《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民族主义与戊戌维新》(《江汉论坛》1993年第6期)、《从废八股到改科举:以1898年的争论为中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又收入《中国近代史》复印资料2005年第7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3期转载;光明日报2006710摘要发表,题《〈时务报〉内讧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黄遵宪与〈时务报〉内讧》,(《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近代中国启蒙者的悲剧——以湖南时务学堂为中心的探讨》,(《晚清史论丛》第一辑《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等论文,通过对新旧史料的重新排比和解读,得出许多有新意的结论。

辛亥革命及其辛亥时期,也是马勇教授的一个研究重点,著有《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平析》(《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7期)、《辛亥后尊孔思潮评议》(《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文化审视》(《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辛亥后复辟运动的社会心理基础》(《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辛亥后尊孔读经思潮平议—以严复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又收入《中国近代史》复印2004年第6期; 又收入《严复与中国近代社会》论文集,海风出版社200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学术界2004年第2期; 又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复印资料200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4有及《光明日报》200461;《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对辛亥前后中国思想发展作出全新估价,对于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新看法。

马勇教授是中国近代史学界比较早地关注现代化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参与主持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大致勾勒了现代化在近代中国起步和发展,一印再印,影响巨大。他的专题论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又收入《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1990-1999年辛亥革命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又收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改革出版社1998年)视角独特,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相与商榷的文章不下十篇。

关于中国现代化史,马勇教授还发表有《儒学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有限作用》(《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9月)、《儒学能带领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吗》(《开放时代》1995年第1-2期)、《非儒学说的现代意义》(《百科知识》1995年第10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革命与制度创新》(民主与科学2002年第2期)、《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孙中山的思考》(《第六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2003年)、《无政府主义与现代中国人的困惑》(《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儒学与现代化的紧张与契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919)、《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原因说》,(《团结》杂志增刊,200811月)、《科举制利弊得失再检讨》,(《湖北招生考试》20092月)、《清末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韩国建国日本文化言语学会《日本文化言语研究》第4辑)、《现代化不应牺牲农民》(《中国报道》2009年第11期)等,多角度多层面探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相关问题。

近代中国思潮史的研究,也是马勇教授的一个学术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著述有《五十年来的抗战时期思想文化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战时文化、思想与学术》,(《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除了民主,我们还需要什么?——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检讨》,(《民主与科学》1999年第2期)《中国思想的自觉——观察科学与人生观讨论的一个视角》,(《传记文学》2007年第11期)、《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参与写作的《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1997年),其中思想文化的写作,是大陆学术界最早对抗战时期中国思想学术进行系统研究和再现,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般框架。

文明史的研究是马勇教授最近几年最用力的工作之一,最近出版的《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以宏大的学术视野考察了中国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进程,在文明起源、中国文明的形成、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文明冲突与调适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文明是这样冲突的》(《中国报道》2010年第5期)一文中,作者认为,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如果从思想史的线索进行考察,其实就是孔子的理想,是中国文明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交流不是导致文明的冲突,而是引发新文明的诞生。这个观点从积极的层面回应了文明冲突论,对于重新估价中国文明价值意义重大。

人物研究始终是马勇教授的重点之一,多年来不仅著有人物传记多种,而且对人物研究提出一些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人物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5期;又收入《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善待先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等,对人物研究中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又强调知人论世和同情的理解等中国传统价值观。马勇教授先后为李斯、董仲舒、公孙弘、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翁同龢、郑观应、黄遵宪、孙中山、黄兴、严复、袁世凯、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张謇、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梁漱溟、蒋梦麟、傅增湘、林纾等人立传或立论,对一般读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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