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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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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八股到改科举:限于1898年的讨论(四)  

2009-06-13 10:5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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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八股到改科举:限于1898年的讨论(四)

兼顾新旧的新科举方案

原本为新政中应有之义的废八股、改科举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天下不得安宁,这一方面说明旧的习惯势力很难轻易改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康有为的激进措施除了制造舆论的影响外,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改革后的妥善保障,当人们并不清楚改革后的情形时,对改革的抵触乃至反对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八股取士的体制应当废除是一回事,如何废除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不是康有为等人所能承担的了。

74,以稳健著称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的方案,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那些矛盾。

在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中,依然坚持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精义不可废除的原则,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坚守住儒家伦理,坚守住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至于八股的弊病,已为天下所共知,自当改革。但由于科举的体制为天下学术之所系,为国家治本之所关,所以任何改革都当慎之又慎,妥议方案。他们认为,八股科举考试的弊病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所谓改革也只是局限于这样五个方面:

一是正名。将多年来沿袭的所谓八股考试正名为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其格式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

二是定题。四书义出四书原文,五经义出五经原文,或全章,或数章,或全节,或数节,或一句,或数句均可,要不得删改增减一字,亦不得用其义而改其词;

三是正体。所有考试文章,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

四是徵实。所有考试的作文准其征引历史事实进行陈说,博采群书,详加论证,应当鼓励,但不得违背经旨,更不得以无所顾忌的时文混入其中;

五是闲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子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章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论,都必须严加屏黜,不准阑入。

果能做到这样五个方面,张之洞、陈宝箴相信,所谓八股考试的格式虽然有所改变,但考试衡文的宗旨与要求,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这样自然也不会引起考生们的反对,因为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废弃他们赖以发展的道路。

如此看来,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了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根本废弃八股取士的制度而改策论。但是,张、陈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是在保留旧的考试形式的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那些生员们所接受,引起的社会动荡就小好多。

至于考试的形式,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仍主张三场定案,但对三场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略有调整。他们指出,“顾犹有虑者,文人之能讲实学治古文者不多,改章之始,恐仅能稍变八股之面目,不免以时文陈言滥调敷衍成篇。若主司仍以头场为重,则二三场虽有博通之士,仍然见遗,与变法之本意尚未相符;若主司厌其空疏陈腐,趋重二三场,则首场又同虚设。其诡诞浮薄,骛趋风气者,或又将邪诐之说解释四书五经,附会圣道,必致离经叛道、心术不端之士杂然并进,其流弊尤多,为祸尤烈。”而且,政府已经明令设立各种新式学堂,而学堂肄业有成之士,未尝示以进身之阶,经济虽并入乡会场,而并没有讨论六科如何分别考试的细则,如果不是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则以科目升者,偏重于词章,仍旧无法挽救迂陋无用之弊。以其他方式获得进身之阶的,自外于圣道,是足以为邪说暴行之阶。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必须设计出一个体用一贯之法,求才不厌其多门,而学术仍归于一是,方为中正而无弊的新体制。

根据这种判断与认识,张之洞、陈宝箴对三场考试的形式与内容作了相当仔细的设计。根据他们的设计,大抵第一场的宗旨在于选出那些博学之士,第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这样所选拔的人才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颇狂妄之弊。三场考试各有重点,前两场以中西经济时务之学为主,后一场侧重于考察这些生员对儒家伦理精义的认识与理解,范围限定在四书义、五经义。至于录取的顺序,他们建议不必等待三场考试全部结束,而是从第一场开始就进行淘汰,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这样三场下来,考生越来越少,“寒士无候榜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错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

至于三场考试之后的殿试,张之洞、陈宝箴认为不仅不应废除,而且应该加强,应该加以改进,殿试的宗旨是由皇帝亲自考察人才,登进贤良,自宜求得正谊明道如董仲舒、直言極谏如刘蒉者而用之,所以断不宜继续以小楷优劣决定去取。实际上所有经过殿试的考生都将被授予相应的官职,他们日后的主要工作是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所以那些文艺小楷之类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殿试中再出现,而应该以他们的政治见识、实际能力为依据,授予相应的官职,从而鼓励他们汲汲讲求强国御敌之方,以切于任官修政之急务。

当然,词章书法,润色鸿业,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才,自亦不可尽废。不过,朝廷如果确实需要此类人才时,自可颁布特旨,偶一为之,不必列为常例,略如过去南书房等招考故事。

应该承认,张之洞、陈宝箴的设计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这个方案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引起激烈的反弹,造成无谓的争论。所以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的潮流,又充分照顾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诚如他们自己所评估的那样,“窃谓如此办法,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时务无悖道之患。似此切实易行,流弊亦少,此举为造就人材之枢纽,而即为维持人心世道之本原。”[①]

张之洞、陈宝箴“中正无弊”的新科举方案甚得清廷的重视,经过礼部、总理衙门等相关部门的讨论与认定,719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以为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剀切周详,颇中肯綮”,于是以张之洞、陈宝箴的设计为蓝本,颁布废八股之后的新科举方案。

新科举方案的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考察生员的中国历史、国朝政治,论五题;第二场考察生员关于时务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专门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策五道;第三场考察生员对儒家伦理的认识与理解,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

至于录取方式,新方案参照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决定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

参照乡会试的方式,新科举制度规定各省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经义各一篇。

至于词章楷法等艺文类方面的人才选拔,新章程接受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根据朝廷及各级政府的实际需要,考试偶一举行,不为常例。由于此项专门人才的来源已经确定,所以此后的科举考试不再如过去那样以书法水平的高低决定录取,而是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以利硕学而黜浮华。[②]

819,清政府再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接受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停止朝考,并重申,“朝廷造就人才,惟务振兴实学,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楷法取士,俾天下翕然向风,讲求经济,用备国家任使。”[③]至此,关于废八股、改科举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由康、梁等人所竭力鼓吹的废八股运动却终于由张之洞等“稳健改革家”的“稳健方案”得到落实。

统观清政府采纳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最终出台的新科举方案,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方案虽然容纳了不少新的内容,诸如时务经济、五洲各国政治等,但不论其形式,还是其本质,这个方案都与先前主张改革旧的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体制的主张,特别是与康、梁的主张相差甚远,按照康、梁的主张,“以科举取士,必不能得人才也,故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此乃正理也。”然而他们的理想为何没有实现?他们既然有光绪皇帝的坚决支持,又有与“守旧礼官”坚决斗争的精神,那么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他们的计划?据梁启超的解释,他们的计划此次之所以没有完全获得成功,“盖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激进,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④]这是梁启超后来的“不得已”之解释。事实上,在当时,康、梁等人并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经劝说康有为在废八股的问题上适可而止,不要一意孤行,因为废八股、改科举不仅来自那些以此为终身追求的老举人老秀才的反对,而且不可能获得政府高层的一致的坚定支持,清政府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废除八股取士的旧有方式,改革者就应该适可而止,不要在这方面过多纠缠,“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康广仁力劝康有为“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⑤]康有为当然也知道这番道理,但是他有自己的解释和理由,他执意要与旧势力斗争到底,执意要进行新旧党争,所以他在清廷已决定废八股的历史关头,乘胜追击,向刚毅、许应骙发难,而且其真正的目标似乎要对准他们背后的慈禧太后[⑥],这就使得本可适可而止的改革最终退回到原有的起点,而新旧党争则从无到有,终于在康有为等人促动下正式开启。

废八股、改科举的活动在张之洞、陈宝箴等人的调和下终于不了了之,科举制度的改革还要留待未来若干年之后。这是康有为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原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 张之洞:《妥议科举新章折》,《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第466-471页。

[] 上谕第九十九,《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第41页。

[] 上谕第一百三十三,《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第55页。

[] 梁启超按语,《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第41-42页。

[] 康广仁致何易一书,《康幼博茂才遗稿》,《戊戌六君子遗集》。

[] 据康广仁的说法,他曾对康有为明白地指出,当前的朝廷,“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康有为执意进行,其内心深处显然也有向慈禧太后问难的意思,这从他攻击刚毅、荣禄、许应骙的一些言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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