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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八股到改科举:限于1898年的讨论(二)  

2009-06-13 10:4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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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八股到改科举:限于1898年的讨论(二)
2008-03-02 20:57:47

想象中的守旧者

康、梁等人为呼吁清政府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可谓费尽心机,制造了足够的舆论,然而自616日至现在快一个星期过去了,光绪皇帝并没有像他当面答应的那样,“自下明诏,毋交部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似乎在朝廷中没有获得积极的响应,光绪皇帝似乎也忘记了这项新政之最要的事情。

经过一番详细的了解,康、梁等人自以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们按照新旧思维的固定范式将光绪皇帝不能“自下明诏”的责任完全推到他们所认为的那些“守旧礼臣”的身上。根据他们的了解,当617日光绪皇帝收到以宋伯鲁的名义呈递的要求废八股的奏折后,即命令枢臣拟旨,而总理衙门大臣刚毅则建议将此事交给负责这方面事务的礼部去讨论,而光绪皇帝则接受了康有为的忠告,明确告诉刚毅:“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而刚毅则认为,“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光绪皇帝闻言厉声斥责道:“汝欲阻挠我耶?”刚毅乃言不敢。及退朝,刚毅仍然提醒光绪皇帝此事重大,最好由皇上请示慈禧太后之后再作决定。刚毅的建议似乎也是一种审慎的选择,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皇上也只好接受。但光绪皇帝要枢臣拟旨的消息不知何故传了出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1]这实际上都为重大决策的进行留下了隐患,只是康、梁等人当时不自觉而已。

刚毅的反对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反对,作为一名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他劝光绪皇帝对这已经实行数百年的重大制度进行改革时取审慎的态度,似乎也没有大错。但是,当时的康有为出于焦躁的心情当然无法理解刚毅等人的言行,他们认为刚毅对废科举的阻挠就是对新政的阻挠。当然,他们也不敢直接攻击刚毅,于是他们找到了与刚毅关系比较密切,且对废八股这一重大举措也持异议的礼部尚书许应骙作为攻击的目标,以期通过攻击许应骙而达到攻击刚毅的目的。620日,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山东道检察史杨深秀草拟一封弹劾“守旧礼臣”的告状信,上书清廷点名指责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甚至不惜人身攻击,称许应骙品行平常,见识庸谬,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贻笑邻使,身为文学之官,却对皇上准备进行的科举制度改革心怀不满,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公开宣称政府已经决定设立的经济科之无益,甚至扬言务欲裁减其额,使之推广困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该奏折还指责许应骙见有诏书关乎开新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似。其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皇上日患经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而许应骙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至于许应骙在外交方面的失误,更是笑话百出,不胜枚举。所以,该奏折建议清廷最高当局应该将阻挠新政的许应骙解除职务,既为守旧误国者诫,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封之笑柄。[2]

许应骙的人品、见识是否如此低劣,我们不必完全相信康有为的指控,因为朝廷的内部决策环节决不可能像康有为所想像的那样简单。不过,待光绪皇帝收到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之后极为愤怒,因为事实确乎验证了康有为的判断,不要将废八股的决定交给“部议”,否则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提出驳议。光绪皇帝在这份弹劾奏折上批道:“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着许应骙按照所參各节明白回奏”,即要求许应骙对弹劾奏折所涉及的问题说说清楚。

弹劾奏折中所涉及的问题如前所说为两类,一是许应骙在礼部堂会曾经反对废八股,二是许在外交活动中曾“贻笑邻使”。后者带有捕风捉影的性质,军机处在上报时似乎也不太相信,作了若干技术性处理。[3]而前者似乎确为事实,许应骙似乎确实在礼部的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废八股体制的不满。如果从言论的责任上说,许应骙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而不是决定之后当然有权表示对一项重大决策的看法,或同意或反对都是他作为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权力,但是当光绪皇帝真的动怒,要求他对这些事情说清楚的时候,许应骙也就毫无办法。于是他想到了皇族出身的军机大臣刚毅,因为刚毅也曾对废八股这样的重大决策表示过不同意见,他希望刚毅能否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以保护他过关,至少他也希望刚毅能够给他出出主意,怎样渡过这一难关。

刚毅对废八股确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确曾当面建议光绪皇帝慎重考虑,所以他对许应骙的请求并不感到意外,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他也曾向光绪皇帝为许应骙“乞恩”。在他得知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出于康有为之手之后,他也曾劝许应骙应该反攻为守,不要只急于辩白自己,更要敢于攻击康有为,他似乎对康有为始终没有好的印象。这便在事实上回应了康有为的指控,似乎清廷内部真的始终存在一个守旧的派别,他们专以新政为敌。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于此终于拉开序幕,由此也注定了康、梁等人的结局。

新旧党争的态势当然不是光绪皇帝所期待的,作为清廷最高领导人,他背后有慈禧太后作为支持,他当然期望他的所有臣僚都能够同舟共济,推动新政的顺利进行。因此当他收到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后,心中自然很反感。他一方面要求许应骙明白回奏,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刚毅的合理建议,在当天(620日)就废八股的问题专程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征求意见。[4]

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的舆论已经有若干年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积久成弊也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乾隆时就曾有人提出应该改变八股取士的体制,曾国藩也曾表示过对八股取士体制的不满,但是由于习惯势力的反对,也由于当时中国尚未面临后来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也就不了了之。最近的若干年,特别是甲午战败之后的几年,国内舆论界在反思中国之所以失败的时候,除了种种细节与原因外,也总是归结于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扼杀了人才,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清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也曾议论过废八股的事情,以为改革科举体制已经成为变法维新的第一等要事。作为清廷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对这些议论当然知道,她之所以在先前同意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同意各地试办新式学堂等等,似乎也有意在适当的时候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一些改革。在她的信条中,只要是有利于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建议,她都不应该反对,因为她毕竟是大清王朝的最高领导人,从当时的法律观念说,大清王朝也只是她的私家产物,她理所当然地比任何人都更爱护它。所以,当她听了光绪皇帝的建议之后并没有表示反对。

康有为等人或许知道光绪皇帝将赴颐和园请懿旨,但慈禧太后的态度似乎并不为他们当时所获知,在康有为等人固有的新旧冲突既成观念中,慈禧太后总是站在守旧的一边,总是设法束缚光绪皇帝的手脚。所以,他们为了给清廷当然主要是给慈禧太后继续施加压力,促成光绪皇帝尽快发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上谕,622日,康有为又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一折,请求清政府立下明诏废八股,称时事艰难,国势危机,人才乏绝,廷臣条陈纷纷,多有请变科举、废八股者,而礼臣守旧拘牵驳议,致使皇上和政府依违不决。其实,认真反思中国自甲午以来的境遇,政府和皇上就应该痛下决心,废除八股取士这一制度。试想中国四万万人是欧洲十六国人口的总和,但是由于八股取士这一制度致使中国愚暗无才,虽是区区小国如日本,也敢对堂堂华夏之大国侮辱欺凌。中国地当温带,人民智慧,而愚暗无才至此者,推原其故,皆八股之累。这份奏折矛头直指那些“守旧礼官”,以为正是他们的阻挠致使中国的许多制度当变而不能变,这些守旧礼官“言科举不可变、八股不可废者,与为敌国作反间者无以异也”。奏折建议皇上不要再听信这些守旧礼官的驳议而贻误天下大计,特旨明谕天下,罢废八股,各级各类考试一律改用策论,庶几天下之青年一代皆改而致力于先圣之义理,以考究古今中外之故,务为有用之学,风气大开,真才自奋,皇上亦何惮而不为哉?所以,这份奏折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是正在开展的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的一件大事。[5]

康有为在奏折中所讲述的道理已经不必再说,但他对那些“守旧礼官”肆无忌惮地攻击实际上开启了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将那些原本并不怎样坚决反对新政的官僚用力推向了对立面,无形中增加了新政的难度。事实上,当611日光绪皇帝代表清政府宣布将要实行新政改革以来,改革已经成为清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识,即便有些官僚对某些改革措施可能存在一些看法,但他们在清政府必须通过改革获得新的活力这一点上其实都已经建立了共识。而康有为等人竭力渲染清廷内部的守旧力量,并通过各种方式向光绪皇帝不断灌输新旧不两立的意识,实际上是在自我设限,自己给自己树立对立面。也就是康有为代徐致靖拟折攻击那些“守旧礼官”的同一天(622日),曾受康有为大肆攻击的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遵照光绪皇帝的指示“明白回奏”,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提出的问题一一驳斥,并接受刚毅的建议反攻为守地攻击康有为。

在这份回奏中,许应骙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指责的几件事情进行了全面辩解,按照他的辩解,没有一件可以成立。比如弹劾折指责他“腹诽朝旨,在礼部倡言经济科无益,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许的辩解是,“查严修请设经济科一折,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造,已可概见。”按照这种解释,许应骙不仅不是经济科的反对者,而且是最早的支持者。

至于原奏中指责许应骙在接见门生后辈时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一节,许应骙也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强调他来自广东,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来讲究西法,物色通才,如熟悉洋务的华廷春、精炼枪队的方耀、善制火器的赖长等,均由他先后保奏朝廷,委以重任。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急,凡有一技之长堪资实用者,他作为礼部尚书从来不愿失之交臂,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虛衷谘访,翼有所益,并勖以务求实际,无尚虚华,从来没有痛诋过西学、仇视过通达时务之士。

紧接着,许应骙谈锋一转,称原奏指责他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也不能说毫无依据,他回想之后认为这项指责可能是指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他解释道,康和他是同乡,稔知其少年时代即无行乡里,名声极坏。迨康有为通籍旋里,屡次与乡里人士发生冲突,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达,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臣寓所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此后,康在广东会馆私自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这是许应骙与康有为之间的私人关系,许应骙要借此说明康之所以要弹劾他,完全是因为他们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

至于康有为的问题,许应骙在这份奏折中说的更多,他指责康有为是政治小人,狂妄至極。“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即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显然,康有为果真如此,这可是中国官场最忌讳的。许应骙还借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的话说,“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许应骙指出,现在康有为逞其橫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說,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不将康有为罢黜回籍,任其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常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搖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6]

许应骙反攻为守的攻击,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康有为当然并不像许应骙所指责的那样邪恶,清廷似乎也没有立即听取许的建议对康采取什么措施,但在那些久居官场的老政治家眼里,政治边缘人出身的康有为所从事的一切除了他的爱国真诚外,似乎也有着个人的不可估量的野心。凡此,都为康有为后来的政治处境埋下了伏笔。戊戌年间的新政之所以夭折,从这里多少可以获得新旧党争所带来的信息。

原本只是程序性的争议引起了无谓的党争,党争的直接后果是将废八股的决策尽可能地作了调和,以便各方都能接受。623日,光绪皇帝在发布的废除八股取士这一制度的上谕中,既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今年开始,而是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仍将由那些相关部门也就是康有为等人最厌恶的“守旧礼官”们尽快制定予以公布。[7]这一调和的上谕顾及了存废两方的面子,存废八股的争议似乎至此可以结束。



[1]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5页。

[2]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5-6页。

[3] 这封奏折正副本并存于军机处,副录本对许在外交活动中的失误作了删节,盖不相信奏折中的指控是事实。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6页编者按语。

[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006页,中华书局19875月。

[5] 康有为:《代徐致靖拟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康有为政论集》第286页。

[6]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00页,中华书局版。

[7] 上谕第六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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