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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1898年中国故事(2)  

2008-04-28 15:0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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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胶州湾事件爆发时,中国思想界正在酝酿新一轮变法维新思潮。两年前在北京出尽风头的康有为虽然不知道北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离开差不多隐居讲学两年之久的故里广州,于18979月至上海。稍后至杭州西湖泛舟。11月,复还上海。

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正在那里的文廷士,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士是珍妃的老师,不仅师生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因光绪帝宠爱珍妃,所以爱屋及乌,皇上对文廷士自然是另眼相看,推崇备至;而文廷士则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惹得多少显贵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文廷士是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显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宫廷内部纷争,于是在甲午战后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坐待时机,东山再起。所以文廷士不仅对京城官场的人脉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康有为与文廷士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文廷士在甲午战后力主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并予以严惩。对于《马关条约》,文廷士痛心疾首,坚守拒约、迁都、抗战三大原则,这些主张都深刻影响了康有为。

稍后,文廷士为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思开风气,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加入,并逐渐成为该会领袖人物。所以说,康有为与文廷士不仅久已相识,而且臭味相投,政治理念也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士也就乐于为康有为写了密札数通,为康有为到北京后疏通与各方面的关系。

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使命是为了请求清政府准许国人移民巴西。康有为以为中国人满为患,而美国及澳洲皆禁中国人移民,遍考大地,惟巴西经纬度与中国相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百万,地广人稀。若中国人大规模移民巴西,不仅可以化解中国人满之患,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国”。据康有为说,他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当1895年公车上书后他似乎就已坚定了这一信念,在其当年不得不离开京师南下时,曾与友人陈炽郑重相约:“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广东人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传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康有为可能会成为海外移民的领袖,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

然而甲午战后,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在康有为看来,简直是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于是康有为“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的信念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康有为遇见葡萄牙人及曾经游历过巴西的中国人,知巴西政府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战争起。巴西使节在香港逗留数月,本计划中日战争结束后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不料中日战事久拖不决,只好空手返国。而香港、澳门的商人获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担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计划最为详尽,任雇船招工之事。

何穗田又名何廷光,澳门巨商,且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孙中山、康有为等新知识分子都有不同寻常的交往。康有为此次赴京,其实只是为了这桩移民巴西的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为主要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过关系找到当朝大臣李鸿章,向李详细介绍了移民巴西的构想。对于这些这些构想,李鸿章似乎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难的是,此事并非中国政府说了算,而必须待巴西政府委派专使前来谈判乃可行。

李鸿章的表态合乎情理,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再待在京师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必要。

在康有为居留京师的这一短暂时间里,正是中国外交危机急剧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危机弄得朝中大臣不得安宁,尤其是德国政府不仅不肯让步,反而步步进逼,至 125日出兵占领即墨城,故意扩大事态,迫使中国政府让步。

康有为有着天生的政治热情,他是不得已而从事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一旦有机会使他参与到现实政治中来,他的政治热情可以使他很快放弃一切。他在北京逗留的这段时间,因文廷士等人的关系,接触了不少像李鸿章、翁同龢这样的朝中大臣,他与他们的地位虽然比较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他们发表自己对这些外交危机的看法,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康有为曾就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清政府表达过意见,这几次上书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效果,但康有为的名字在京城官场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使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自己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确实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于是奋笔疾书,上书言事,很快草就《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康有为期待由此重演1895年公车故事。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甲午战后三年来,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筹划详明,绝无隐讳。康有为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强必群起而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州湾事件只不过是列强的借口而已。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在内政上下功夫,使中国尽快以近代民主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至于如何变法,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取法俄、日以定国是,铲除旧制度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中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

下策: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康有为自信,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大清王朝则不至于尽亡。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上中下三策都不实行,那么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刲,大清王朝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必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终必如前明一样,重演煤山故事。

康有为此时的官方职务为工部主事,理所当然,他的这份建议书要想上报清廷政治高层,只能通过工部主管予以转递。不料工部尚书淞溎读到“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时,以为这些词句尽管说得极为痛心,极为真诚,但无疑也具有明显的“犯上”倾向,至少不是一种吉祥之言,淞溎不仅为此极为震怒,而且决定不能以工部的名义转递。

淞溎字寿泉,满洲镶蓝旗人。原为翁同龢任工部尚书时的属员,据说是翁同龢一手提拔起来的。翁同龢获知康有为上书情形后,觉得有必要通过正常渠道将康的这份上书送到光绪帝手里,所以他凭借自己与淞溎的交情,先后两次到工部与淞溎交涉,作疏通工作,劝他将康的这份上书转呈。或许是淞溎受到其他更高层面的压力,或许是他真的认为康的这份上书没有多少价值,总之他并没有听从翁同龢的劝告转呈这份上书。

康有为的这份上书没有通过工部转呈清政府政治高层,不过康有为在呈递给工部的同时,就有意识将这份上书分发出去,京城内外广为传抄,且刊载于报,受到一些士大夫和开明官僚的称赞。而翁同龢大概也是通过外间流传的本子看到这份上书,并找淞溎进行交涉的。

翁同龢的交涉并没有起到作用,京城官场上关于这件事的各种传言大概也使康有为有点不快,总之,根据康有为的既定计划,他将于18971211日(十一月十八日)离开北京,返回南方,因为“是时将冰河”,不便久留,所以“行李已上车”。

临行前,康有为又草三疏交内阁侍读杨锐分转监察御史王鹏运、给事中高燮曾上之,又与户部主事曾习经(刚甫)相约同赴都察院面呈,并先与都察院主管徐寿蘅言之。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为也清楚地知道徐寿蘅本守旧党,不过他的优点也很突出,即 “能待士”。徐寿蘅看了康有为的这份上书后,并不像淞溎那样以为康有为的这些建议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将这份文件转呈清政府政治高层。

当此时,梁启超的内兄、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也在胶州湾事件的刺激下,激厉忠愤,欲联九卿上书清廷,于是康有为在临行前也为他起草了一份奏折。不过遗憾的是,当李端棻拿着这份奏折找人联署时,竟然没有人同意。不得已,李端棻将此折转交国子监司业贻谷上之。

在处理完这些文件后,康有为前往当今帝师翁同龢的官邸告辞。翁同龢并不在家,于是康有为“投以书告归”,留个纸条,告诉翁同龢他将在今天(1211日)离开京城返回南方。

翁同龢似乎并不是故意不见康有为,这些天他正为胶州湾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当他退朝回家看到康有为留言后觉得有必要劝说康有为留下,以为外援。遂以帝师之尊枉顾南海会馆,明确告诉康有为不要走,并告诉康有为,他翁同龢已在今天早朝时力荐君于上矣,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相信朝廷不久将“大用君矣,不可行”。

或许是翁同龢知道光绪帝将大用康有为的心迹,或许是其真的爱才如渴,总之,翁同龢似乎期待这位将来终有一日掌握清政府中央大权的年轻后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计较一时之得失,不要以这些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多年的追求,更不应该因为上书无法转至高层而意气用事一走了之。他似乎还应该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作了介绍,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与康有为在本质上是同道。

在翁同龢的劝说下,康有为回心转意,他觉得无论从那一个方面说,自己都应该继续留在京城利用自己已赢得的机会,更应该对得起翁同龢翁师傅对自己的厚爱,为国尽力,为国效忠,在政治场上进行一番拼杀,以达到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人生目的。不管怎么说,康有为此时至少相信,他留在京师进行政治投资,肯定要比他回到南方筹组公司进行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有利的多,也有效的多。

对于翁同龢的诚恳挽留,康有为感激至深,他在后来所作的一首诗中比较真切地留存了这次晤面对其后来的深刻影响。诗中写道: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与翁同龢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同龢的关系比喻为汉朝的韩信与萧何,说翁同龢深夜来访并挽留他,就是汉朝的韩信月夜追萧何,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他在这首诗的“题记”中说得更明白:“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1212)晓,束装决归。是日朝,常熟力荐于上,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不过这次见面并不见于翁同龢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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