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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1898年中国故事(4)  

2008-04-28 15: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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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的请愿活动不足以引起清政府政治高层的警醒,分散的政治组织也不可能发挥真正的作用。经过甲午战后三年大体平静的发展,清政府内部和士大夫阶层对于新的政治问题失去了必要的敏感,要想重新唤醒清政府内部和士大夫阶层的觉悟,促使他们重新关注因外交问题再次引起的中国生存危机,意识到中国犹若鱼烂瓦解,危在旦夕,而举国处于沉舟之下、覆屋之中,从而使康有为觉得有必要联合各个分散的新政治团体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团体,以伸国愤,使少数先知先觉的爱国热忱化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

有康有为这种想法的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开明官僚在当时也不在少数,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当此时也有意联络在京应试举人成立全国性政治团体,以民间外交压力去应对俄国政府要求清廷允诺其租借旅顺、大连的蛮横主张。经过协商,李盛铎与康有为达成合作的意向,由他们二人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开始筹建全国性政治团体保国会。

经过一番紧张筹备, 1898417日,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南横街粤东会馆举行,到会的各省应试举人及京城中央各部上至二三品大员、翰詹科道、各部员郎主事,下及在京之行商坐贾等二三百人。

粤东会馆的入口处大书保国会的标语,在后院戏楼设置的会场上,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康有为在会上发表了极富激情、声色俱厉的演讲,历数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以后短短半个世纪,尤其是进入1898年以来这几个月中,向中国提出一系列无耻要求,企图联手瓜分中国,中国当前面临着国土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生存危机。与西方近代国家的国民相比较,康有为认为,当今中国人犹如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只能供人驱使,听人宰割。这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悲剧,是中国人的奇惨大痛。他期待肩负着民族责任的士大夫阶层能够重新振奋起来,激励其精神,增长其心力,联合全国四万万民众,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卧薪尝胆,人人热愤,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和国教。中国如果不能充分利用目前危机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全面改革,那么中国势必要重蹈缅甸、越南、印度、波兰等国覆辙,或亡国,或沦为西方某一大国的殖民地。

康有为的演讲极富感染力,当他讲到伤心悲痛之处时,泪随声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甚者随之而泣下,整个会场充满着肃穆庄严的气氛。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保国会的章程及组织机构,宣布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保国会正式成立,并期待各省迅即响应,成立各省保国会分会。根据当日议定的保国会章程,该会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近代政党性质,它的宗旨是保国、保种和保教,具体而言就是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保全中国民族种类之自立,保全孔子圣教之不失。其“三保”的具体运作方式,就是广泛团结全国士大夫阶层,对内共同讲究内治变法之宜,讲究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对外讲究外交胜败之故,刻念国耻,激励愤发。其组织形态是在京师及上海两地设立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立相应分会,形成全国性组织网络。会中公选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董事各若干人,分别负责会中各项事宜。对于入会会员,章程也有明确规定,既欢迎志趣相投者随时入会,也对那些心术品行不端,有污会事者予以拒绝。会中同人要遵守北宋吕大均兄弟在其家乡奉行的《蓝田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礼俗相交”等基本原则,努力提高会员道德修养水准,必求心术品行端正明白。至于保国会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的捐赠。

保国会成立后,立即遭到了一些人攻击。最先向保国会发难的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的广东同乡,礼部尚书许应骙及兵部左侍郎杨颐攻击保国会“惑众敛财,行为不端”,必须严加斥逐,警告广东同乡不得再允许康、梁及其所谓保国会在粤东会馆聚会。

刚刚宣布成立的保国会尽管良莠不齐,可能也会有行为不端之徒以及惑众敛财的嫌疑。不过从总体上说,保国会的成立毕竟合乎当时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反对者的意见在当时的舆论背景下只是一种政治攻击。粤东会馆不敢再让保国会使用,但这根本无法阻止保国会在堂堂京师继续举行活动。421日,保国会假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河南会馆嵩云草堂举行第二次大会,公推梁启超等人发表演说。

梁启超在演说中指出,甲午战败后三年相对平静的政治发展严重麻痹了中国人的心智,使许多中国人以为中国在列强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必将逐步获得恢复和发展,西方各国在中国相互利用又相互冲突的利益均衡足以保障中国不被他们所瓜分。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之不知真相的空发议论,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代替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真切观察。梁启超认为,经过甲午战后三年调整,国际环境、东亚政治格局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民族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化解,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一刻也没有停止。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外交冲突已清楚地表明民族危机就在眼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民族危机的不幸时刻行动起来,“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团结起来,组织新的政治学术团体,以讲究救国之道,唤醒民众,救亡图存,“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梁启超相信,“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

梁启超的演讲说理充分,感情激昂,对于动员激励士大夫阶层组织起来,参加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的救亡图存运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促使清廷部分当权者也觉得有必要重新检讨几年来的内外政策,“朝野上下,皆惕惕以夷祸为忧”,救亡图存、保国、保教、保种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阶层的共识。

425,保国会又在贵州会馆举行第三次集会,进一步扩大了保国会的政治影响。先后列名参加保国会的人数,仅《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就列有一百八十六人,而全国各地先后参加的人数则一直没有完整的统计。再加上与保国会具有重要关系的各地及京城相继成立的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不同名目类似团体,保国会的政治影响确实已不容小视。

保国会的政治影响正在逐步扩大,但反对的力量也开始重新集结。当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夕,“恶西学如仇”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就以座师身份将保国会的另一重要发起人李盛铎找来责问,深怪李盛铎作为国家公职官员不该参与组织这类民间政治组织,致使李盛铎在第一次大会召开时借口别有要务而迟到。此后不久,李盛铎又受到荣禄的责怪,于是李宣布退出保国会,从此不再参加保国会的任何活动。

荣禄不仅责怪李盛铎不该参加什么保国会,而且还向外放话称,康有为妖言惑众,僭越妄为,成立什么保国会,简直是混账之举。现在许多大臣都未死,即使亡国也轮不到你康有为去保。并扬言对康有为这样的人非杀不可,以绝后患。对于其他有意参加保国会的人,荣禄警告他们小心自己的脑袋。

徐桐、荣禄等人对保国会的态度很快传播出来,从而使那些本来就与康、梁等人政治见解有异的反对者更加肆无忌惮。426日,浙江籍举人孙浩在吏部主事洪嘉与的指使下向清廷上奏《驳保国会折》及由洪嘉与拟定、由孙浩署名的《驳保国会章程》,对保国会及康、梁等人竭尽谩骂之能事,攻击康、梁等人厚聚党徒,擅自成立什么保国会、保浙会之类的政治组织,是干涉宪典,妄冀非分,务在动摇民心,瓦解国基,形同叛逆。如果真的依从康、梁等人的政治见解进行政治改革,必将天下大乱,华夏糜烂,人民流离失所。他们指出,康有为等竭力鼓吹的所谓变法维新,就其本质而言是“尽变成法以从海西,是谓客强而非自强”,根本无法解决中国问题。

52,御史潘庆澜向清廷最高当局呈递《请饬查禁保国会片》,指认康有为等人擅自成立保国会是“聚众不道”,有害于政局的稳定,建议清廷予以查禁,以绝后患。第二天,曾经参与发起保国会的御史李盛铎见势不妙,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亦幡然悔悟,欲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敌,向清廷呈递《会党日盛宜防流弊折》,建议清廷尽快将保国会之类政治组织予以查禁。517日,御史黄桂鋆上奏参劾保国会及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政治组织均是保国会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那些落第举子而成立的非法政治组织,他们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图耸听,希望能够博得政府的准办谕旨,便可以此为“揽权生事之计”。黄桂鋆强调,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原则是权操于上则治,权分于下则乱,如今所谓民主、民权宣传日益猖獗,给社会稳定已带来很多问题,如果政府允许并宣布保国会合法,允许各地类似政治组织成立,恐“会匪”等不良人等闻风而起,势必天下大乱,国无宁日。在这一片严厉查禁的鼓噪声中,鲁莽强势的军机大臣刚毅甚至准备好了人马,一旦查禁令下,立即执行,将康、梁等人逮捕归案。

查禁保国会的风声甚紧,但光绪帝似乎并没有查禁的意思。在光绪帝看来,保国会的宗旨既为保国,那便不可能有意推翻政府,煽动造反,统观保国会的章程,并非有碍国家,有碍君权,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任其自由发展,并给予适当地指导,不是比严厉查禁更好吗?所以当御史文悌当面诋毁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的时候,光绪帝不客气地痛斥文悌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并下令将文悌革职查办。对于所有弹劾保国会的奏章,为了防止外泄,特别是为了防止慈禧太后借此动怒,查禁保国会,光绪帝特别嘱咐一律归档封存。保国会终于在光绪帝的直接干预下度过了成立之初的生存危机。

保国会虽因光绪帝的关照而未受到查禁,但实际上在反对者的压力下,保国会在召集了三次会议后于无形中消散,此后并未再以该会名义举行过多少重要活动。

保国会虽然于无形中消散,但它传播了爱国维新的思想种子,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大开,人心大振,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必须走上维新变法政治道路这一问题上有了更多共识。这对于此后光绪帝正式宣布诏定国是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氛围。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康门其他重要弟子也都在这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得到了锻炼,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准备了干部和丰富的人事资源,京城士大夫阶层及官僚阶层中一些开明人士一度以结识康、梁等新派人物为荣,这也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丰厚人脉。

不过,就保国会的内部组织形态来说,也有许多可议之处。虽说保国会是近代中国较早具有政党意义的政治团体,但其内部组织实在无法与后来的政党同日而语,外在形式也确有许多被反对者所抓住的把柄。比如说,保国会在成立之初为了扩大影响,在一些《题名录》中无中生有,将一些并未宣布或参加保国会的人也拉了进来,这就有点“行同诓骗”、“借众人以自保”的嫌疑了。至于康有为竭力将保国会变成极具个人色彩的派别组织,竭力张扬并非知识界多数认同的保国、保种、保教等所谓“三保”,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无端增加了政治变革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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