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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中国思想的自觉:观察科学与人生观讨论的一个视角  

2008-02-03 17:0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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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的自觉

观察科学与人生观讨论的一个视角)

马勇

 

近代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说带有很大的被迫意味,是近代中国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不过,中国人既然选择了现代化,选择了向西方学习,所以近代中国人在稍事徘徊与犹豫之后,大体上说还是比较坚定地走上了步趋西方的道路,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那时候,在中国人的概念中,西方社会比中国进步,西方的生产力比中国发达,西方人也比中国人更自由,更容易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于是中国人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大致限定在科学、民主及自由这几个大的层次上或范围内,至少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似乎还很少有人怀疑这种学习的正当性、合理性。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中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学习西方的梦想,正如严复所意识到的那样,西方社会在民主、科学、自由光芒的照耀下,三百年进化得到的只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待到梁启超一行对战后欧洲实地考察归来,满目凄凉、遍体鳞伤的欧洲给中国人留下持久难忘的印象,以为自然界的灾难无论如何巨大也赶不上拥有“科学”武器的人类更残忍。与其继续追求辉煌而不确定的科学未来,不如安于恬静诗意的田园风光。第一次大战促使中国思想界对既往历史的深刻反省: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的许多问题,但科学决非万能。

1923214,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接着梁启超的思考往下讲,强调科学尽管很重要,但并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因为人生观没有客观标准,无法由外在的物质文明、科学所规范或决定,而只能反求诸已,进行内心修养,力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精义作为解救时艰的良药: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

张君劢的演讲立即引来他的朋友丁文江“勃然大怒”,丁文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绝对的科学主义者”,他无论如何不能赞成张君劢对科学作用有限性的解析,他强调,科学如果不能解决、支配人生,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人类历史上的偶然现象,并不由此证明科学的破产。张君劢刻意诋毁科学,看重玄学,只表明张君劢被“玄学鬼”附身,并不表明中国应该放弃走上西方科学的路。

丁文江的激烈言辞引起了张君劢的辩驳,你来我往,争论遂起,梁启超、王星拱、张东荪、吴稚晖、范寿康、林宰平、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孙伏园、朱经农、任叔永、唐钺等学界名流均有文章参与讨论,煞是热闹。

论战中,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主的所谓“玄学派”把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生命哲学同中国宋明理学糅合在一起,宣扬自由意志,提倡内心修养,以为人生观是纯主观的,不受科学规律支配;思想是事实之母,精神变动决定物质变动;情感是生活的原动力,是绝对超科学的;科学带给人类的是灾难和祸水,人生是关于情感方面的事,是绝对的,也是超科学的,是科学根本无法解决的。

以丁文江为主的所谓科学派强调人生观是由科学支配的。但是,他们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又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认为物质是由思想构成的,是依靠人的感觉而存在的,离开人的心理而独立的客观实在及其规律是不可知的,只能存而不论

当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之初,胡适正在养病,除了写过一篇“很不庄重的”短文外,并不曾“加入一拳一脚”,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当亚东图书馆准备将这次讨论中的文章结集出版,请胡适所序时,胡适“究竟忍不住心痒手痒,究竟不能不说几句话”,于是发表一篇长文,称自己是信仰科学的人,并提出自己的“新人生观”,即“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人在自然界中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因果法则支配着人的生活,但人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它来驾驶“天行”。

对于胡适的说法,梁漱溟很不以为然。他指出,所谓为了生活的说法是根本不知生活为何物,不知生命何所指。人类的生命是一种无目的的向上奋进,即人类生命处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进化过程:人生真义无他,只在于同心协力奋勉向前而已。

胡适的一些说法也引起了陈独秀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陈独秀、瞿秋白认为论争中的所谓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一丘之貉,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都不可能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人生观不是偶然的,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能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

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表明中国思想的成熟与自觉,意味着中国思想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与西方思想冲撞、揉和之后,开始了有了自己的问题与话语表达方式,有了自主性的思考与判断。不过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加入,这场讨论的方向实质上又从人生观转到了历史观,由此又引发了稍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论争,中国思想又在另一个层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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