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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马勇的博客

 
 
 

日志

 
 

宗藩体制解体与东北亚乱局(二)  

2008-02-22 10:3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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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不败而败”表明二十余年的洋务新政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抗击列强,中国南方的朝贡国只好一个又一个接着丧失。1885年,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而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样一来,中国的南部边界实际上已面临着英法两国的共同威胁。

逐步被迫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附属国的宗主权,是清政府不得不选择的丢卒保车战略。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危险,除了国内的骚乱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那将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他们不愿意在越南这块“无用之地”上与法国人决战,以免列强乘虚而入,从北方尤其是从朝鲜进入中国。这也是清政府为什么在谅山大捷后急于与法国和解的一个理由。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政府有着深刻的教训,那就是琉球国的无端丧失。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大陆东方大海之中,东北方与日本九州岛隔海相望,东南方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根据可信的文献记载,琉球至少在隋朝时候即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联系,至明洪武年间,接受大明王朝的册封,称臣入贡。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开始在琉球培植势力,急剧扩展。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的宗藩关系。只是日本的措施并没有获得琉球国的认同,其统治者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不变更琉球的国体与政体。

琉球的坚持惹恼了日本,18793月,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统治者交出政权,接着宣布废琉置县,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的反抗,琉球派员前往天津谒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中国政府尽逐日兵出境

然而此时中国的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边陲都相继出现的问题,清政府接受琉球的请求后,确曾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据理力争,然而终究没有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出兵奉有道而伐无道,维护琉球国的正当利益,主持正义与公道。自为一国的琉球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这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大清王朝作为宗主国的信誉、尊严,而且使其他藩邦感到失望与寒心,从而与宗主国离心离德。

日本的战略目标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岛,它要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踏上大陆,就必须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和台湾。

对清政府来说,朝鲜不仅是重要的朝贡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来自日本及俄罗斯的威胁,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容忍像越南、琉球那样无端丢失。自清朝建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它除了偶尔与日本有过往来外,与西方其它国家并无交往。不过随着中国与日本相继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也逐步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法国人、美国人都曾不惜以武力相威胁,然而都在朝鲜的反抗下未能成功。

面对西方不断施压,中国早已自顾不暇,更无力保护朝鲜。自1867年始,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和解,建立适当的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对此,朝鲜方面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它既不愿意向西方开放,更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不屑一顾,以为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与西人交好,不过是化为夷狄,与禽兽无别,朝鲜坚守不与日本交往的原则,宣布“与日本交际者处死刑”。对于清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再劝告朝鲜与西方接触,朝鲜政府感到非常不舒服,这对中朝宗藩关系无疑投下了阴影。

朝鲜的冷淡使通过维新运动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为不满,日本政府遂于1875年准备以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并为此专门委派使者前往中国试探清政府的反映,而中国政府此时正穷于应付各种外交危机无力东顾,只得告诉日本,称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清政府的这一动作显然与其宗主国的地位不太相称,无疑是在推卸自己的保护之责,是一种角色混乱。

受清政府的鼓舞,日本决心以武力促使朝鲜开放,而清政府为避免冲突,遂指令朝鲜与日本进行谈判。 1876224日,日—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的权力;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中国没有履行宗主国的权力维护朝鲜的利益,中国在朝鲜的影响显然在下降。

中国政府当然不甘心就此放弃朝鲜,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对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更加敏感。为了抵消日本对朝鲜的影响与控制,中国政府在无力履行或不愿履行宗主国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决定推动朝鲜对西方国家开放,试图借助于西方各国的均势抵消或减弱日本的影响。这一政策选择毫无疑问是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当然也就放弃了宗主国的王道政治伦理。清政府对朝鲜的帮助与劝告,实际上只是一个友邦的做派,不再具有宗主国的风范。

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此后数年,中国还促成朝鲜与英国、法国、德国签订了类似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朝鲜的对外开放及现代化进程。中国在朝鲜的影响也因此而明显有了上升的趋势,朝鲜依然自认为是中国的藩属。

日本对中国在朝鲜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驻朝公使努力在朝鲜政坛培植亲日派。188412月,朝鲜内部的亲日派在日本的支持下,乘中国忙于中法战争无暇东顾的机会突然发动政变,中国驻朝军事将领袁世凯迅即出兵镇压,平息了叛乱,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发生正面冲突。为了协调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专使伊藤博文于1885418日在天津缔结条约。由于此时中国政府和李鸿章的精力都用在中法战争上,因此在朝鲜问题上不得不向日本让步,使朝鲜由先前中国为惟一宗主国的权力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力,这就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群雄逐鹿东北亚

日本的姿态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事件,清政府派员到朝鲜推行洋务政策,企图以“以夷制夷”的手段借助列强牵制日本。结果使朝鲜成为各国势力角逐的场所,使朝鲜和中国更加受制于美国和日本,并逐步形成英美日三国联合的态势。

从中国统治层看,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不是没有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们一是盲目乐观,相信中国海防和军事实力经过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刺激、发展,“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①]。同时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中日一旦发生冲突,由英、俄出面排解,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听凭各国摆布。

虽然日本通过1885年的中日条约从中国分享了在朝鲜的权益,但鉴于当时的国际格局尤其是列强对朝鲜的觊觎,日本并没有立即设法清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相反,日本竭力鼓动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影响,期待由中国抵制西方对朝鲜的插手。然后待日本的经济及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再由日本与中国正面交涉,这样就可以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而不必牵涉到西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日本可能遇到的障碍。

日本的战略似乎并未引起中国的警惕,日本在分享了中国对朝鲜的保护权后的退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李鸿章的虚荣心,他遂委派极其能干的亲信袁世凯为驻朝全权代表。经过几年的努力,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和政治、经济决策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力。袁世凯的强势与中国影响的扩大确实抵消、遏制了西方对朝鲜的觊觎,但却正中日本的下怀。而且,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或削弱自己在朝鲜的活动,其驻朝鲜使团积极培植亲日派,力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独享的保护国。1894328日,朝鲜亲日派领袖人物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身亡,其尸体被朝鲜政府运回后凌迟示众以警示那些亲日派。这一事件在法理上虽说与日本无关,但日本朝野无不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日本权益的冒犯,极端好战分子呼吁不惜以战争维护日本的尊严,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竭力鼓动曾被朝鲜当局镇压而被迫转入地下的东学党策动反政府运动,以便混水摸鱼,进而取代中国控制朝鲜。

在日本的鼓动下,东学党利用群众自发抗议官僚贪污的情绪,于18944月初发动反政府运动。此时的朝鲜政府具有明显的亲中倾向,当东学党发动的反政府运动日渐扩大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向中国政府求援。61日,朝鲜政府向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秘密表示了求援要求,希望清政府派遣军队协助平定东学党反政府运动。对于朝鲜的求援,清政府也曾有所犹豫,然而日本方面在获悉这一消息后,却支持中国采取积极行动,并向中国政府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对此,中国政府尤其是李鸿章信以为真。64日,李鸿章奏请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进入朝鲜,开抵牙山。6日,中国政府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

中国的决定正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因为只有如此,日本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向朝鲜派兵。189462日,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一个混成旅团前往朝鲜。5日,日本组建战争体制,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直接隶属于日本天皇,并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兵。

当中日两国军队向朝鲜集结的时候,朝鲜政府已基本平息了东学党的反政府运动,局势趋于平静,中日两国驻军朝鲜的理由都不复存在,因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走,朝鲜也要求日本撤军。然而日本根本不理睬中国与朝鲜的要求,除了源源不断向朝鲜派兵外,还于6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为了防止朝鲜再度发生内乱,必须改革朝鲜的内政,试图以武力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借机向朝鲜大规模增兵,决心促使中日关系破裂,但在表面上继续释放不再增兵的烟雾,麻痹中国政府,使中国驻朝鲜军队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

对于日本的真实用意,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并非茫然无知。李鸿章按照既定方针一面寄希望于国际干涉,避免中日冲突,争取和平;另一方面,在主战派的促使下,也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加紧调军队进入平壤,暂时放弃朝鲜南部地区,背靠中国,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恃格局,一决雌雄。就军事布局看,李鸿章的方案无可厚非,是当时形势下的惟一选择。只是未容实现这一布置,日军先下手控制了朝鲜政权,并对中国不宣而战。

621,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建议。第二天,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与中国绝交,向朝鲜增兵,由日本单方面迫使朝鲜进行内政的全面改革。28日,日本要求朝鲜宣布对中国完全独立。7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促使中国从朝鲜撤军,并限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722日,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宫,将王室成员带到日本使馆,囚禁国王,威逼国王生父大院君出任朝鲜国王摄政,组织政府。25日,大院君被迫宣布废除中朝条约,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同一天,日本巡洋舰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在朝鲜附近海面击沉中国军舰高升号。27日,朝鲜国王迫于压力下于日本使馆宣布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中国军队从朝鲜驱逐出去。29日,日军向聂士成部发动进攻,迫使聂部会同先期撤离的叶志超部辗转后撤至平壤。李鸿章设计的战略布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

81,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日军向平壤进攻,左宝贵率部抵抗,壮烈牺牲。叶志超被迫下令军队放弃平壤,后撤至鸭绿江。平壤战役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917日,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展开激战,根据李鸿章事先计划,北洋海军的战略方针是退敌于国门之外,所以北洋海军坚持守口,不敢贸然出战,以便保持“猛虎在山之势”。在这个大战略背景下,日本海军轻而易举获得了海面控制权,使北洋海军坐困于港内。面对如此不利的战术态势,北洋海军将士不甘束手待毙,不得已出海作战,“致远”舰身负重伤,管带邓世昌鼓轮猛冲求撞敌舰;“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和全舰将士坚持战斗,与舰俱毁。其后,北洋舰队经旅顺口撤退至山东的海军基地威海卫。11月,日军由陆路攻占大连和旅顺口,进而向辽东半岛推进。翌年(1895年)2月,日军抄后路攻陷威海卫。这一系列偶发事件不仅使中国海军损失惨重,中国经三十年“自强运动”创建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没。

平壤、黄海战役的失败,彻底粉碎了中国政府、军队、人民的信心、信念,而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的激励下,海陆并进,长驱直入,直取中国腹地。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政府的暗示,向日本求和。

如果就中日双方的实力看,中国虽然在平壤、黄海战役中损失惨重,但战场既然已延至中国本土,如果清政府能依靠广大民众和纵深腹地坚持抗战,恐怕日本也难坚持太久,以时间换空间,战争态势必然随着时间而变化。无奈清政府被日本一连串的突然袭击打晕了,更不可能看到民众的力量,只能屈辱求和。

失败的中国已无外交可言,日本政府竟然拒绝承认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议和大臣,指名要求清政府委派位尊权重的李鸿章前往日本进行善后谈判。经过一段紧张、惊险的讨价还价,中日两国政府于1895417日签订《马关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享有完全的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至此,历时几代奉中国为宗主国的东亚宗藩体制完全解体,远东政局开始陷入一轮新的混乱之中,至今不得安宁。

 

作者简介:马勇(1956-),男,安徽淮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



[]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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