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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化解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  

2008-02-13 11: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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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化解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

马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共同体,中国文化当然最有资格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前后期不同,表现的形式也有差异。

至少在明代之前,由于中国文化长期领先于域外文明,所以中国文化对于周边的异文化总是显现出一种高度自信,既对异文化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也从来不介意异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时的中国文化在总体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对异文化的吸收与接纳是来者不拒,一般并不持严格的排外态度。因为这时的中国文化充分自信异文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

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至少持续到明代中晚期。此时,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的东来与中国文化开始接触。那时的中国人虽然说不上对西方文化欢欣鼓舞,但他们明显地感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或质的不同,因而并不持排斥和拒绝态度,相反,中国学者基于儒家“一事不知以为耻”的遗训与西方进行常态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并期望在比较中促进或改造中国文化已有的结构,最终使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能与西方或世界同步。

    然而,明清易代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基本中断了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差不多到了18世纪末年,当西方人再次找上门来的时候,中西文化之间的接触再一次发生。只是这一次的接触不同于以往,除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距较晚明时期拉得更大外,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实在是带有被迫的意味。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久已习惯“中央帝国”的大国感觉,它无论如何都已难以理解西方这些“蛮夷小国”为何这样执着地要进入中国。于是清朝统治者先是以“礼仪之争”拒绝马戛尔尼的来访和“朝贡”,接着则是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不得不屈服,被迫步入近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其标志就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是近代国人面对西方强权而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如果站在历史长河的观点看,这一口号当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至少已承认西方文化具有一定的有用性,中国文化虽然从总体上说并没有大的问题,但至少在技术与实用层面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然而由于这一口号带有明显的雪耻意义与功利目的,表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只是“长技”,即只要学习西方那些科学技术,对于科学技术之外的东西,近代国人总是不愿意主动地、自觉地去学习,总是从根本上瞧不起那些非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成就,而一再顽固地坚守“中国本位”或“中国文化优越论”,从而使中国人的“阿Q精神”越来越强烈,他们在承认现在失败的同时,却为了安慰国人、鼓励士气、凝聚人心、整合社会,不断地从书本上去寻找中国历史文化辉煌灿烂的过去。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也正是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中国人却莫明其妙地提出一种“中体西用”的学说,以为中国之“体”不必变,西方之“体”不必学,中国所缺只是西方之“用”,而中国之“体”可能远较西方之“体”更为完美更为优越更合乎中国国情。

    持“中体西用”主张的人,一般承认中国的落后,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是那些冥顽不化的守旧者,他们的思想在近代中国当然具有相当重要的进步意义,是中国人对世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大重要进展。按照冯桂芬在《制洋器议》的分析,中国落后于西方是本然的事实,这一点似乎不必怀疑。至于落后的具体方面,“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臣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这些方面几乎囊括了中国的内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当然意味着中国的全面危机。然而在谈到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的时候,冯桂芬却又一反他那原本正确的分析,强调只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即“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攘之也。”对西方的政治理论、文化思潮,冯桂芬和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仍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依然忘情于中国传统精神,并明确提出“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作为推动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冯桂芬不仅播下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维新思潮的种子,而且开启了19世纪后半叶乃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保守主义之先河。

    包括冯桂芬在内的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西文化的评估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民族文化优越感的一种反映。他们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无论如何很难以相信西方社会文化在总体上超越中国,中国虽然一时在世界竞技场上败下阵来,但绝不能由此证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就比西方的落后。正如辜鸿铭一再宣扬的那样,物质生活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的前提,但是不能认为物质生活本身就已经是文化。一个民族的生活水平由于经济的原因可能在下降,但是不能就因此证明他们的文化也在下降。辜鸿铭的这种判断当然有助于一个失败民族确立必要的自信心,但是如果强调过分,则势必造成这个民族的狂妄自大意识。狂妄自大实际上是心虚自卑的必然反映,它的结果不是引导这个民族的正确发展,而是将之导入一个理论误区或政治陷阱。

    这种理论误区或政治陷阱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自那时起一直不间断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本来含义只是反对文化上的急剧变革,但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总是与政治激进主义相对待而存在而发展。政治激进主义的基本看法是基于中国迟迟不能前进的事实,总是期望中国能够通过急剧的变革一步到位,走向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他们渴望的不是中国变成西方,而是中国要尽快地变得与西方一致,不是用中国的规则去要求西方,而是使中国尽快适应西方即国际或者说是这个世界公认的一般准则。

    然而,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不然。他们基于相对说来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一方面不太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公认的准则或原则,特别是他们面对中国一再遭受列强侵略的事实,更觉得那些公理、准则的说法只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安慰。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立场,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总是不安与怀疑,不相信西方会真的支持或期望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即便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某些时候表现出友好姿态也一定是别有所求,西方的根本目的就是分化和瓦解中国。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西方认识的不断加深,特别是随着西方社会内部社会问题接连不断出现的事实,他们更觉得西方的一些东西大可怀疑,中国的未来与发展虽然要接受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等层面的东西,但在政治体制、道德伦理方面还是应该固守住中国的一些原则和传统,这样既可保持住一些中国固有的特色,又可以避免西方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一些弊病。

    近代中国在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情结制约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这一中国遗产直至今日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当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坚守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我们就有可能因不遵守这个星球的一般规则而被排斥在世界一体化的生活之外。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化解这种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结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既不损害民族的、国家的根本利益,而又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呢?

    首先,我们要淡化我们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不论我们的文化是否真的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将要面临的各种困难与问题,但当这种文化并没有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之前,我们都应虚心地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应该树立这样一种明确的意识,即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任何文化遗产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不再是任何民族的私有财富。现代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如果真的有朝一日用中国的法子去解决,那也绝不意味着我们今日可以固守这些遗产而不前进,即我们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弊病一时难以克服而停滞不前,更不能因为西方的创造是西方的而不加以吸收。全人类的文明财富应当由全人类来共同继承,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界限应该越来越模糊。我们都是这个地球村的村民,我们有义务为这个地球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贡献我们的聪明和才智。

    其次,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要拿出一个大国的风度和大国的气势来,既要在国际生活中主持公道和正义,为建立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新秩序贡献我们的力量,又要自觉地遵循那些国际公认的准则和原则。我们既然不能以中国特色拒绝国际准则和原则,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改变自己的所谓特色以适合现代国际交往的一般需要。如果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理想确实是人类将要共同走上的道路,我们也要相信世界各国人民的眼光和选择能力。人类不会无缘无故地放弃任何美好的理想,人类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接受一个未经试验的建议和主张。

    失败的阴影使近代国人长时期的囿于排外与仇外的心理状态下,而民族文化优越感又使近代国人总是不愿那么坦然地承认中国的落后,总觉得中国的落后一是仅限于科学技术的层面,一是中国的落后是暂时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近代国人在渴望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同时,又总是不那么情愿地承认有什么国际价值和国际惯例,似乎世界的未来一切都应该按照中国的价值与中国的原则去办理。这是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心理,也是中国文化优越论价值观最为典型的反映。

    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冲突说到底是价值观念的冲突。当西方人凭借大炮和强权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尚停留在中世纪的状态,中国的文明成就虽然较西方中世纪的文明成就略高一筹,但近代的世界毕竟不是中世纪的世界。此时的国际准则与惯例正在形成,那时的中国人如果能有日本人当年的气派勇于“脱亚入欧”,尽快与西方世界正在形成的惯例与原则相沟通和磨合,近代中国尽管一度与西方无法匹敌,尽管一度受制于西方,但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中国也势必能够与西方、与世界的发展同步。然而中国一再错过那些本可利用的发展时机,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中国价值高于西方价值,并发自内心地相信不怕西方人现在不愿遵守中国的价值,一旦他们意识到中国价值的意义和有用性,恐怕他们一定要回过头来遵循中国价值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人或者说儒家的价值观念当然不是一无是处,它的许多内容如果经过恰当的现代转换,确实不应该与现代社会发生冲突,或许还是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力量。然而问题在于,由于近代国人囿于中国价值优越论的心理,他们从根本上看不惯西方社会以个人自由、人人平等为基本特征的道德生活及其准则。即便是那些对西方社会与文化有相当深刻了解的思想先进如严复,所渴望的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既要建设一个与西方相匹敌的现代科学技术性的社会,但最好还是要保留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体系,即还是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如果真的能建设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社会,那当然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和意思。然而正如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所说的那样:“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可惜,严复并没有将他的这一信念坚持到底。

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先进无法理解全球价值的意义和将给我们民族带来怎样的好处,他们出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立场,总是既想排斥国际惯例和全球准则对中国的约束,又想以自己的特例或特有价值观念作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准则。于是近代中国本来应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地改变自身以合乎与外部交往的需要,本该尽早地将包括自己的价值观念在内的一切思想观念变得与世界同步,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虽然一步一步地在缩小,但时隔一百多年却依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期待固守住中国的特有价值。只有到了外来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变的时候,我们才勉强地改变自身,勉强地接受外来的思想与价值。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价值与国际惯例的冲突就是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本有特色,是中国文化优越论在价值观念领域中的表现形式。

 

收稿日期 2006-02-26

作者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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